這個珂賽特畫像出自雨果1862年的原著中，由艾密爾·貝亞德（Emile Bayard，1837年－1891年）所繪製的插圖。

小說《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是19世紀雨果（Victor, Marie Hugo）對法國大革命後那段時間裡法國社會的一些寫照。主角尚萬強為了照顧家裡其他小孩，偷了一塊麵包，遇到不合理的審判，被關了19年。他因為在獄中受到很不公平的對待，性情原本已變得暴戾，但出獄後碰到一個好主教，受到感動，於是改邪歸正。他雖然改邪歸正，但社會好像不太容許，而對他威脅最大的就是警察沙威。

情節跌宕精采，但失之違常而顯得煽情。譬如犯罪的人若是想改邪歸正，一般碰到的阻礙多半是以前的壞朋友，可是《悲慘世界》裡這樣的角色卻是正義的代表警察。雨果的意思，是希望突顯社會的不公不義，但觀點過於一面倒。

《悲慘世界》類似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都是用宏大的歷史背景襯托個人的愛恨情仇。但《戰爭與和平》的戰爭和人的愛情還有一點關係，雨果花很長篇幅描述拿破崙最後的戰役，卻跟整個故事沒有關聯，所以我不覺得這樣的表達很成功。論到寫社會不公義，我個人認為英國的作品比較有基督教色彩，而且不過於煽情，譬如狄更斯。

■一群可憐人

《悲慘世界》法文的意思是「這些可憐的人」，華文翻譯成「悲慘世界」，其實不太恰當，原來的意思「一群可憐的人」還是最合適，因為世界沒有那麼悲慘，是人很悲慘。法國巴黎很漂亮，但是人很悲慘，人很可憐。

人要怎麼不悲慘？只有相信耶穌基督。但是我也不同意信了耶穌，人世間的痛苦就沒有了。信了耶穌，苦惱還是很多，但因為相信上帝，可以得到拯救，包括社會正義，還有人和人的問題，才能找到出路。

尚萬強最後走投無路，便是跑到主教家裡，主教也友好接待他。這裡基督徒馬上想到好撒馬利亞人，或耶穌要門徒接待客旅、異鄉人等囑咐，這些都很好，我們也都能懂。但為什麼尚萬強從監獄出來，警察要捉他呢？如果放他出監的目的是要把他關回去，那乾脆不要放出來。尚萬強又為什麼一開始就要逃避警察的追捕呢？他從監獄出來，特別不能犯罪；一犯罪就會判死刑，這我們能理解，可是他一出監獄、還沒有犯罪，大家已經不接受他，並說：「我們已經打聽過了，我們如果接待你就會有麻煩。」這裡作者交代得不清楚。

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一個持黃色身分證、也就是有前科的人，當時的社會不公平地認定這些人出社會依然危險。尚萬強出獄後，估計政府只給他一兩天時間趕回家鄉，然後必須在那裡生活，不能離開家鄉。狄更斯的《前程遠大》（Great Expectations）就有類似情節，這些人「被流放」（exiled），只能到某個地方，在別的地方抓到就是死刑。

可是書、電影、舞台劇都沒有講清楚為什麼尚萬強剛刑期服滿出獄，警察就要抓他，這裡佈局不夠合理。只能說雨果想表達的是：那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社會，讓人很難生活。

■道德兩難

整個《悲慘世界》裡，有一段寫得很切實際，就是尚萬強掙扎要不要自首那一幕。那時他已經化名馬德里，還當上市長，德高望重，一直懷疑他的警官沙威跟他道歉，說自己搞錯了。什麼事搞錯了？沙威說原本以為他是從監獄出來的尚萬強，但真正的尚萬強已經在某一個城市被抓起來了。

尚萬強聽到後，良心不安，如果他就此不管，那個被錯抓的人便被關起來。被抓起來的人是壞蛋，被關起來好像也是好事一樁，但是他良心不安。他如果自首，可以救壞蛋，良心也會平安，但他去自首又會產生許多不幸，被治理良好的城市可能會腐敗，人性管理的工廠會變血汗。讓尚萬強掙扎最厲害的是，小女孩珂賽特怎麼辦？沒人照顧她，也許她會走上她媽媽的路，變成妓女。

哲學講功利主義，為什麼做一件事，是因為做這件事產生最好的功利，或者產生最大的快樂。「功利」兩個字好像不好聽，其實是我們都會考慮的事情。事實上，政治人物或商場人物，可能最要考慮的就是功利，一個政策或決策一定要有最大的好處。

功利也有人譯為「效率」，有效率，不是壞事，活得幸福快樂也不是壞事。基督徒要當好管家，做事情總希望有最好的果效，譬如結婚選對象，應該最好是能讓自己及家裡所有人都快樂的對象。但中國文化常常要人選痛苦的，可能這個民族過去歷史太多痛苦，好像快樂喜悅一點就有罪惡感。

跟功利主義對立的就是康德的「義務論」，也就是一件事該不該做，不是看產生的效果如何，而是對的就該做，就是死了一萬人也在所不惜。最簡單的例子，如果說一個謊，能救很多人，那麼說不說？以義務論的立場，說謊如果不對，就不應該說謊，讓這些人死掉。這樣的思維產生一個有名的例子，納粹問：「知道那些猶太人在哪裡？」如果不講，家裡可能很多人受害；如果講，可能自己沒事，但猶太人會被處死。尚萬強就碰到這樣的道德兩難，這種掙扎、這種折磨是文學、信仰裡最真實的：我要不要說謊？

尚萬強最後去自首了，理由是他以後在工廠做再好的事、做再好的市長，把珂賽特教養得再好，但想到監獄裡有人為了他不公平地坐牢，良心不安。

生活中，如果做一件事有好結果，但是不太正義，我們做不做？如果我們夠誠實，都會說：「有的時候做，有的時候不做。」因為有時候良心不安，有時候良心平安。我們碰到的可能不會像尚萬強碰到的那麼戲劇化，譬如拿公司裡一些東西回家用，因為公司不用都浪費掉了，但這些事情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心安或不安的來源。

孟子講：「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殺一個無辜的人，讓全世界都得救，不為也；意思就是很反對功利主義，絕不可以違反正義和公平。那麼我們可以思考：殺耶穌基督救我們，公平不公平？唯有上帝的智慧，以因信稱義的真理使這件事變成公平。

■慈悲正義不對立

雨果為了要刺激讀者，把「正義」與「慈悲」對立，這是比較嚴重的錯誤。依書裡的描述：正義是壞的，慈悲是好的；正義是法律，慈悲就是宗教。其實經過法國大革命洗禮後，像雨果這些知識分子是討厭傳統基督教的，但雨果更不喜歡政府與那些王公貴族。所以在他的書裡，政府訂的法律，本應是正義的代表，卻成了邪惡的武器，代表就是沙威，他忠實執行法律，可是這法律卻是吃人的。

在雨果的筆下，整個制度、法律很壞，讓尚萬強入獄、出獄後沒辦法生活，都是因為法律，都是因為正義。他找到一個善的代表，是慈悲的主教，而他的慈悲跟法律的嚴峻剛好相反。

人性是罪惡的，但不表示人沒有良善的成分，而是說人的善良達不到上帝的標準。但雨果及啟蒙運動以後的知識分子都不相信人是罪惡的，他們認為：人是善良的，制度是邪惡的。所以雨果以警官和主教的對比傳達這樣的訊息：嚴刑峻法使人更邪惡；只有人道主義可以感化人。

然而，基督信仰講的是，人的本性和制度都有很多邪惡，但上帝在罪惡的世界仍有奇妙的恩典，且賜下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給一切信或不信耶穌的人，使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存活。所以，每種政治制度都有優點和缺點，嚴刑峻法不見得是使人更壞。

基督信仰是獨一完全的真理，以弗所書多次提及「執政」、「掌權」、「有能」、「主治」，都指出這些來自上帝，有很強的作用，但因為罪惡進入世界，所以這些權柄都有墮落的成分。權力不是不好，也不能沒有權力，家庭、教會乃至國家，都需要運用組織和權柄管理。《悲慘世界》描述權力在貴族手裡，是很壞的東西，彷彿權力只要轉移到老百姓身上就好了。

基督教講罪，主要不在講殺人放火，而是講人自我中心（human autonomy），自己作自己的主宰，問題就會產生。雨果認為人性是善良的，是制度，尤其是嚴刑峻法，把人變得越來越壞，所以他塑造出尚萬強這樣的角色，並認為他可以被溫柔的人道主義者改變。那麼我們要問，沙威為什麼沒有被改變呢？他不也一直被人道主義包圍，他不也看到尚萬強所做的善事，為什麼沒改變呢？如果碰到沙威這種凶狠、毒辣、殘酷的人，不肯改變，是不是關起來比較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容許每個人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就是忽略了人的罪性。另外一對負面人物德納第夫妻，他們的罪惡是貪婪，他們也沒有被柯賽特的可憐感動，也沒有被尚萬強的善良感動，沙威最後還自殺了，似乎有點良心發現，可是這對夫妻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要問，當碰到不能被人道主義感動的人時，怎麼辦呢？我們還是需要法律。中國文化不尊重法律，常只拿來做政治鬥爭的工具。西方文化非常尊重法律，因為法律是上帝的旨意。然而人不能自己解釋法律，必須有法律對整個團體做些約束。我們承認法律有時淪為資產階級剝削、傷害、控制無產階級的手段，或是有力團體控制弱小團體的手段。但是我會認為，這些東西需要改革，變得公平、善良、慈愛一點，卻不能沒有。而再怎麼改革，因為人的罪惡，法律不能叫人稱義，行為不能叫人稱義。保羅在羅馬書5章20節特別講：「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人心不改變的話，越多的法只是暴露人心更多罪惡，然而，慈悲和正義不應該是對立的。

■弱勢與強勢

雨果認為弱勢的錯誤都是強權造成，社會問題都是社會制度造成，彷彿弱勢一定是受害者、是無辜的，這與聖經講的不一樣。

聖經講關愛弱勢，但聖經也講審判時「不可以偏護窮人」「不可看人的外貌」（利未記19章15節、申命記1章17節），要公平，不是偏愛、偏待哪一方。而社會制度、法律會有問題，最基本是因為人的罪。

聖經非常強調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能只說是基因、環境造成。加爾文越強調上帝的預定和權能，就越強調神對人的賞罰都是公平的，我們做對、做錯都有責任，要接受賞罰。

當然，我們有責任照顧弱勢。雨果的想法，認為只要有好的制度，人就會幸福快樂。基督徒從來沒有說信耶穌，就不注重改善社會制度、教育制度，只是我們要說，因為人的罪惡，我們不會說任何一種制度只有利沒有弊。

公平或正義是什麼？傳統講法是：讓人得到當得到的。我們可能想到處罰與獎賞，這超越了《悲慘世界》，因為雨果強調的是，只要有好制度，大家受好教育，有好的成長，然後有工作，成為有用的人，退休時就老有所終。

羅馬書13章7節：「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但問題在於，每個人都會同意，甚至動物都會同意──獅子希望有足夠的鹿可以給牠殺，鹿希望有足夠的草給牠吃。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當得」的東西，但怎麼「給」呢？

保羅在羅馬書13章8節就講：「凡事都不可虧欠人。」「不可虧欠人，唯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所有誡命就是在愛人裡面，所有的命令濃縮在十誡，十誡又可以濃縮成兩條：一個就愛神，一個就是愛人；這就是上帝對我們的要求。

先講不可偷盜，這條命令應該非常容易遵守，甚至包括不可姦淫，不可殺人，都很容易實行，但事實是如此嗎？如果從聖經來看，我們很容易犯這條誡命，我們都是小偷。

馬丁路德和加爾文根據保羅的話說：「不可偷盜這句話要包在愛人如己。」「不可偷盜」、「愛人如己」一下很難連在一起嗎？因為偷盜就是該給他的東西沒有給他，這樣聽起來就很容易懂。那我們要再問：什麼東西是他的？什麼東西是你的？

基督徒知道每件事都是上帝的，那麼人能不能有限擁有一些東西呢？共產主義說凡物公用，基督教也有一段時間說「凡物公用」，使徒行傳講當聖靈充滿，大家充滿愛心時，愛完全了律法，沒有一個人說東西是他自己的。我不是提倡共產主義，也不談現實政治，我只談聖經，從《悲慘世界》裡，我們可以想想什麼該給窮人？什麼該給有錢人？乍看容易，實則艱難。

馬丁路德、加爾文都問：「什麼是你的？什麼是我的？什麼是他的？」在聖經裡，當聖靈工作時，人就會說：什麼東西都不是我的，我們大家公用。教會歷史上、世俗歷史上也說：「罪惡進入世界，就開始有人分你的、我的、他的。」我覺得這也可說是一種「共產主義」，雨果多少有點理想主義，不切實際，但也不能說不是一種理想。

然而，一個東西是不是你的，在乎它的去處。共產主義社會後來不敢凡物公用，也說生產工具可以私有，土地一定要公有，但生產工具譬如說鋤頭，可以是自己的。對馬丁路德和加爾文而言，假如你家裡吃的東西多得不得了，多到爛掉，而鄰居沒有吃的，他們會說：「你偷了他吃的東西。」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東西是不是你的，不只是從來源講，還要講到去處。

基於對人性的了解，我會說：中世紀也好，改教運動也好，加爾文的日內瓦也好，今天在台灣也好，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團體，都一定有優缺點。因著罪惡，人即使慈悲為懷、凡物公用，仍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人的罪惡、弱點，無法像雨果講的慈悲為懷、凡物公用就可以解決，但也不是不努力去解決，還是希望有愛、有智慧來行事。我們有很多困難，這樣很好，因為困難讓我們依靠上帝。我們謝謝天父的恩典，求主扶持我們，讓我們能夠更有慈悲、憐憫、公義、正直的心，也更能有聰明、智慧，讓我們能夠多多解決問題，而不只是製造問題。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29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