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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中救贖的歧異
作者 / 程亦君
「詩,是不凋的花朵,
 但,必須植根於生活的土壤裡;
 詩,是一隻能言鳥,
 要能唱出永遠活在人們心裡的聲音。」

 
這是早逝詩人楊喚的詩作,道盡文學創作的根本與價值。作家與生活的土壤是不能分割的,對一個基督徒創作者而言,生活的土壤中最重要的養分是「信仰」。

無神論的中國現代作家高行健的小說《一個人的聖經》,與十九世紀俄國基督徒作家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恰好有著相同的文學表現元素,可探討非基督徒作家與基督徒作家,如何運用相同元素,卻表達出全然不同的人生觀。「信仰」是他們創作的歧異點。

◆兩個作家,兩個故事
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的故事,主要是敘述「某個人」從文化大革命覺醒。深刻地揭示政治所帶來的災難,如何像瘟疫一樣橫行,而人們居然不知不覺地被改造而失去善良本性。作者以特殊的敘事手法:僅以「你」(現在)與「他」(過去)兩個人稱,來呈現時空交錯的敘述結構。(高行健以《靈山》得諾貝爾獎,《靈山》是以我、你、他的三重敘事結構;在《一個人的聖經》中,作者認為「我」的人稱,被殘酷的現實扼殺了,只剩下此時此地的「你」與彼時彼地的「他」,表達出現實與記憶,生存與歷史,意識與書寫的特殊筆法)。

書中也以主角的現在的「你」和一個女人馬格麗特的性愛、糾結的情感,勾起過往內心深處的沈重故事與記憶,寫出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性的殘忍與荒謬,在每一段不堪回首的事跡中,亦糾結著主角與過往其他人物的故事,充滿敘事的層次感。

托爾斯泰《復活》的故事,描述一個貴族從純潔到墮落而贖罪、心靈復活的故事。故事的發展是從一個女人馬斯洛發(Maslova)被關進監牢,被起訴審判的過程,男主角聶黑流道夫公爵,從參與法庭陪審中,發現將這個不幸的女人一步一步地推進墮落的深淵,竟是自己起初的「惡」;他個人的良心意識逐漸覺醒,進而發現整個社會權力階層的不義和罪惡。

◆歧異的人性善惡與「救贖」看法
《復活》書中,有一位人內心的鑑察者,那是自己的良心,也是來自天上的。托爾斯泰闡釋:對於自己的罪心與罪行,人首先無法逃避自己的良心,繼之是要面對上帝公義的審判。當主角聶黑流道夫公爵與馬斯洛發在法庭中不期而遇,剛開始他怕暴露自己,不久後他就感到自己的良心和實際生活間有著衝突,發現自己內在所隱藏的「惡」,使他清醒過來,他開始呼求上帝而走上一段贖罪的過程。在這段更新的過程中,不時有個「誘惑者」在他心中攪擾,使他充滿掙扎。此點反映托爾斯泰對善惡的觀點,每個人身上都有「兩個人」,一個是「精神的人」,專門尋求對自己和別人的幸福;另一個是「動物的人」,為貪圖自己的幸福,可以犧牲全世界的幸福。「精神的人」是與上帝聯繫的,「動物的人」則與魔鬼在一起。當聶黑流道夫發現自己內心之惡時,魔鬼的聲音在他靈魂裡說:「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這樣!」當他禱告,祈求上帝幫助時,他感到上帝的存在,就感到善的全部威力,從此走上遷惡從善的道路,直到全人心靈的復活,最後他在福音書的啟示下體認出:要達到道德的完善,就必須遵照耶穌的教訓,以愛抗惡。

依照托爾斯泰的觀點,罪惡要根除,在於個人意識與心靈的復活,如此才能消除社會集體的罪惡。換句話說,不是社會影響個人,而是個人影響社會,社會是否美好在於個人的道德。

《復活》一書,表達一個人對「罪惡」的醒覺,是從信仰而來;高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則認為一個人之所以能夠省視自己,是因為他抽離了「過去」的時空,才能心境平和地來看過去,作者認為一個「沒有主義」的人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另方面,面對整體社會的罪惡,高先生的觀點對比托爾斯泰,顯然是一種「宿命」的個人主義,他寫說:「這是一個沒有戰場,卻處處是敵人;處處設防卻無法防衛的時代」,他認為沒有一個人是「救世主」,自己只能拯救自己,每個人都應以好好的「活在當下」,作為個人的自我救贖。

就這觀點,高先生忽略了一件事:小說主角「那個人」,在第三人稱「他」的回憶敘述中,受到整個文革鬼魅的影響,也曾經參與那場荒謬的人性殺戮戰場,那個「他」如何能夠客觀地抽離「過去」,而獨立安詳生存於「現在」的「你」?高先生在書中缺乏陳述參與社會群體之惡中,個人所當負的責任。

在《一個人的聖經》中,表達文學之為用,是成為亂世中個人的救贖,乍看之下很合理,至少作者盡到知識分子的本分。但若救贖只能是「個人」式的,是否只有那些「夠幸運」的人,才能拯救自己?如果人心中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善」尺度,我們也將無從發現人類的「罪惡」到底是什麼,更遑論能從個人的自覺中找到「救贖」之道。光靠「文學」,是不能成為個人的救贖的,君不見一些天才作家最後都尋求「自殺」作為結束!

《復活》與《一個人的聖經》兩書中,都使用「性」作為一種文學的「隱喻」與「象徵」手法,高行健用「性」聯繫了主角的「過去」與「現在」,他用與女性之間的「性」關係來表達自我內在意識的甦醒,卻無顧男女之間深刻的性關係所要負的道德責任,「性」在他筆下只是一種文學表達的工具;相反的,托爾斯泰筆下的「性」,卻「象徵」著過去的「沈淪」,是包含著道德議題,主角聶黑流道夫公爵對馬斯洛發的始亂終棄,是導致馬斯洛發墮落的真正原因。

此點上,可看出「信仰」的確影響著作家的道德觀。雖然作家道德觀的強烈與否並不影響作品的藝術價值,但是所寫出來的作品是否能提升人性的真善美,的確是有影響的。或許對一個追求藝術表現的作家而言,高先生無意在他的作品中提供一種「救贖」之道,因為他認為「沒為信仰」就是他的「信仰」。

◆基督徒創作者的使命
以上藉兩部小說內涵的比較,來呈現作家的信仰如何影響其作品的表現。文學反映人生,文學力量對社會人群有著深遠的影響,雖然文學家不是純為「說教」而創作,但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必然是要提升人類的靈性,驅使人注目「真、善、美」,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創作者,我們的使命,就是透過創作提供人們有關生命的解答、盼望與出路,使人能認識基督是真正的「救贖者」。

(本文作者為校園福音團契輔導)

文章及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2996期


資料提供單位:台灣教會公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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