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蔣記剛 東亞國家有一項相當重要的特徵，就是新興主權國家的崛起，這就像是全人類的器官，帶著新的功能。這些功能包含了：第一點，強化國家政治的自主性，藉著連結不同的宗教社群、族群社群、語言社群以及各地方的社群，也尊重他們各自的風俗民情，讓這些風俗民情可以進入到國家政治的社群中，並且藉著立法機關，使各個社群在國家社會中實踐公民權利，以脫離西方殖民政治的束縛；第二點，由傳統、停滯不前的未開發社會，轉型成開發的工業社會，這需要以自由、公義和大眾福利為基礎才能打造。以上兩點，都需要重大的革命才能發生，也需要深入打破過去宗教、社會、政治權力之間在傳統、舊制度及靈性層面的拉扯，也重新根植人們對事物的新觀念，好適應不斷變動以及全新的處境。────《東亞中的宗教、國家和意識形態》 對於建國工程所面對的困難，我已經說得夠多，不過有件事我可以確定，誠如當代出名的神學家，也是我們許多人的老師──卡爾‧巴特說的，教會不管何時何地、在什麼景況中，都不應該活在抽象的理念中，而是要活在人群中。他說，只要我們還是上主的僕人，在祂的宣教中關心所有人，就應該將所有的平等對待丟在一邊，我們應該跟所有的貧窮人跟受壓迫的人站在一起，更需要關注那些在各國中未受到平等對待和無法享受相同權利的人。處在社會中的教會和眾人，應該秉持著捍衛自由和公義的精神，無論何時何地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以及力挺那些為社會公義奮鬥的群體。 ■社會發展下的教會挑戰 現在讓我把焦點放在發展帶出來的問題。我要再舉個個人的例子。1947年，我回到台灣，台灣在戰後是百廢待興；1953年，我和幾個台灣的教會領袖聚集，討論長老教會下個十年的宣教，我們思考了一下，了解到1965年正是長老教會慶祝宣教百週年。我們如何用有意義跟傳承信仰的方式來到上帝面前呢？這個問題不斷持續討論，最後在總會議會中議決，在10年內推動「倍加運動」（Doubling the Church Movement）。10年過去後，令我們又驚又喜的是，倍加運動所達到的教會數量跟信徒人數，超乎所預定的。我們也很開心查爾斯‧韋斯特（Charles West）博士跟麥寇德（McCord）主席在當年與我們一同慶祝。 我記得1954年討論的時候，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黃武東牧師準備了一本小冊子《臺灣宣教》，這本書內特別提到哪些地方還沒有教會，「長老教會在台宣教90年之後，仍然有176個鄉鎮，也就是估計有３到５萬人是沒有教會的。」看到這樣的光景，我們豈敢在慶祝百週年之際，用這樣的方式來到上主的面前？就是這麼一個出發點，我們繼續接受挑戰往前走；1970年，長老教會增加了465間堂會，我們從戰前的200間，到戰後增加至865間堂會，這真的是令人相當興奮的一件事。 但是，什麼是台灣過去10年中發生最有意義的事情？從1954年到1965年，正當我們回應宣教的呼召，繼續接受宣教的挑戰，突然間，整個社會發展有著很大的巨變。 1954年，根據《臺灣宣教》的研究內容，台灣約有76～78％人口，也就是大約700多萬人，住在鄉村地區。然而，到了1965年，正當長老教會慶祝宣教百週年時，僅有46％人口住在鄉鎮地區了，明顯有越來越多的城鎮興起。從那時起，許多高樓林立，人們離鄉背井到都市。 教會此時遇到了新情境。當我們去鄉鎮開拓教會時，突然有大量的鄉村人口外移，導致本來在鄉鎮中很多信徒的教會，忽然間變得弱小。開議會時，常常聽到牧者反應，他們又少了65、75位，甚至是100位信徒。我想說的是：一個新社會型態正在倍加運動中誕生，工業化和都市化就像雙胞胎，如果社會持續開發，我們就必須從原本的農村社會中轉型，過去的農村社會是日本政府剝削農人，要他們種稻米和甘蔗的地方。如果台灣往正常化國家發展，她必須以一種不同方式發展，無論是都市化或工業化。然而，這還是會動搖整個傳統社會的生活模式。這種發展不只打破家庭制度，這股力量甚至也改變了印度的種姓制度。 ■變革中的兩種張力 我們正處在變革的階段。雖然在此時，不人道的事情也隨之上演。過去，我們用名字認識彼此，現在我們四散了；在過去的社會，我們沒有藏身處，因為我們彼此認識，現在則有很多藏身處。所有事情的發展，都是讓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歸屬。那麼，教會要如何實踐自身的社會責任呢？ 因為我最認識台灣，所以我舉台灣作例子，這樣的情況也可以對照其他國家的情況。1964年，為了回應「宣教聯合行動」，長老教會召開了一個委員會，而台南神學院則成為宣教活動的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主題就是：一同走進下一個百年（Into the Second Century Together）。長老教會一共有13個委員會，為了要發掘教會宣教的責任在哪裡可以發揮，以及找出福音比較容易進入的前線，去研究不同的轉變。在研究報告中，特別談到了台灣的政治處境，但後來並未能放進去，這是因為，在研究到一半，主筆的彭明敏教授就被抓走了，關在監獄裡。直到1970年，他才有機會逃離台灣。 是的，若基督徒要真實的實踐我們的責任，投身在當代政治和社會處境，我們則必須接受危險跟苦痛。但是在這當中，教會必須為了更多人享有豐盛整全的生命，而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所以飢餓和貧窮都應該被解決，社會公義應該擴及到全體人民，教會怎麼可能在當代處境中缺席呢？ 是的，我們需要更清楚國家人民的期待和心聲。不過，我們也冒著在這自我認同的運動中失去自我的危險。在這裡可以看見兩種張力，一種是當我們參與上主所關心的宣教，我們緊緊抓住、強化和更新我們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另一種是，我們也靠著會關心人的主的名，去認同我們國家的人民。 ■成為宣教的教會 讓我用一段話來結束。亞洲國家的建國（打造一個整全、更合一和堅強的國家）和轉化社會（讓社會進入繁榮、開發和工業化的社會），在第三世界中遭遇巨大的挫敗，新興國家越來越注意到他們也許把一手好牌給打爛了。1968年4月，在貝魯特合作發展會議（Conference on Ｗorld Ｃooperation for Ｄevelopment）上的宣言指出，雖然我們住在同一個地球村，但80％財富和資源掌握在20％人口手上。這些人住在北大西洋，他們越來越有錢，而其餘的人卻越來越窮。 在這樣的狀況下，不論是亞洲新興的教會也好，或是那些掌握世界80％財富和資源的老教會來說，基督徒的責任是什麼？換句話說，這些重大的變革打造出來的處境，超出了建國工程和社會發展的期待。世界雖說走向一個地球村，但事實上，她被分為開發和未開發國家，被分為有錢的與貧窮的國家。無論是老的還是年輕的教會，都應該要共同回應這個課題。 我們一定可以克服這個難題，因為我相信，從現在起，眾人的救恩或是世界的和平是不能分割的。我們可以更像一家人團結，或是我們像一家人自相毀滅。在這樣的狀態，我再一次懇求：當一群人相信上帝愛世人，到一種地步，只為了自己的名和國度，將自己的獨生子給了世界，我們應該希望宣教是不斷更新的，且被聖別的，好讓我們可以進入新的世紀─帶著期待又困惑，是有著應許但又充滿挑戰─但上主的聲音說：我在乎，願這個聲音能讓更多人聽見。 之前的演說中，我談到宗派間帶來的影響。若教會是分裂的，要如何實踐基督徒的責任呢？如果教會是分裂的，我們便不能成為連結國人的靈性力量。宗派主義已經結束了，而且在宣教上更不能如此。若我們看重上帝的宣教，我們必須好好處理宗派間所帶來的困難，而這個困難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的教會。
讓我們的教會如同卡爾‧巴特所說：「不是教會說了什麼，而是教會是什麼，教會的聲音是否在建國工程中被聽見，或是不被聽見。」讓我們留心這份警告，並彼此連結，一起邁入下個世紀，忠心跟隨上主，成為那接受呼召去宣教的教會。（全文完） 編按：本文為1970年10月6日，前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於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演說。 文章出處：<台灣教會公報>第3528期 圖片來源：Serene 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