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的太平天國版聖經。

整理◎黃玉琴

【編按】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揭開了中文聖經的翻譯史序幕。而後長達百餘年的過程，歷經了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基督教來華宣教師及後來華人參與翻譯工作三個階段。唐子明博士梳理這段歷史，著成《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一書，讓華人信徒看見上帝的手如何整合眾多普世力量，將祂的話語轉譯成華語，使華人教會得以在真理中成長茁壯。今年適逢影響華人教會最深的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週年，我們一起來回顧這段歷史，以覺察上帝對華人得救的心意。

■湮沒在歷史中的譯經英雄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對天主教產生極大的衝擊，不久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成立，目的是將天主教信仰傳布到全世界。耶穌會教士接受了嚴格的學術和事奉訓練，但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一直未能順利展開。教士們經歷一番努力和摸索，發現「西儒」的角色可以贏得高級知識分子的尊重，之後不僅在中國上流社會立穩根基，也在中國歷史留下許多令人敬佩的成就。

然而，另一批天主教教士選擇深入中國底層社會，向普通百姓傳福音。來自法國的巴設（Jean Basset）在1702年成為四川地區的署理宗座代牧，他發現，因為缺乏中文聖經和中國籍聖職人員，福音始終無法進入中國人的生活。於是他在該年向教廷發出〈中國福傳建議書〉，力陳翻譯聖經的重要性。後來在中國信徒徐若翰協助下，在1704至1707年完成了四福音書、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的中文翻譯。可惜的是，整個翻譯事工因他染上急病死亡而於1707年結束。儘管如此，巴設留下來的譯本，在中文聖經翻譯上仍具有不可抹滅的影響力。

■沒有讀者的譯經工作

巴設譯本遺留下來的有四福音合參本《四史攸編》的抄本，現今分別收藏於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Biblioteca Casanatense）、大英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及香港大學圖書館。

1801年，英國公理會的莫斯理（Willliam Moseley）牧師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大英圖書館前身）發現巴設譯本後，便撰文大力推動聖經中文翻譯事工。不久，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BFBS）在1804年成立，致力於翻譯、印製及流傳不同語言的聖經譯本。

當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正準備接受倫敦宣教差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LMS）的差派，前往中國傳教，莫斯理牧師便找住在倫敦的華人容三德教導馬禮遜中文，並協助他將大英博物館的巴設譯本抄錄下來帶到中國，成為他初到中國時最重要的中文學習範本和譯經參考。

在清政府實施鎖國政策的情況下，馬禮遜雖然是基督教派至中國的第一位宣教師，背負著倫敦差會交付的「學會中文，翻譯聖經」任務，卻得不到任何支援。他只能以東印度公司傳譯員的身分留在廣州，藉由聘用華人幫傭的方式學習中文。在華人助手蔡軒的協助下，馬禮遜重新抄寫、編排手中的使徒行傳巴設譯本，1810年得蔡軒幫助印行《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給遠在英國的倫敦差會帶來極大的鼓勵。

同一時期，1799年即被差派至印度宣教的浸信會宣教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也在印度進行中文聖經翻譯。他受到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的鼓勵，與在澳門長大的亞美尼亞人拉撒（Joannes Lassar）在印度塞蘭坡（Serampore）翻譯中文聖經。

馬禮遜與馬殊曼成為競爭對手，最後由拉撒和馬殊曼拔得頭籌，於1822年出版基督教首部中文聖經。但後來因「洗禮」一詞造成重大爭議，而且只在浸信會使用，不久便名不見經傳了。反而馬禮遜完成的《神天聖書》，雖然晚一年才印行，卻受到極大的歡迎。

中文聖經第一代譯本在極度困難情況下完成，受到諸多限制，因為無法接觸到華人社會，得不到回應，加上大量參照巴設譯本緣故，許多文法和用字均未能貼近當時代的人，讀起來極不通順，連一些宣教師都不認為華人可以理解，因而拒絕使用。然而，許多現今通用的信仰詞彙，如神、耶穌、基督、天國、福音、使徒、先知、赦罪、洗禮、會堂、復活、祈禱、人子、弟兄、順服、得救等，都是由巴設原創、藉馬禮遜之手而流傳下來。

■華人逐漸成為核心

隨著政治局勢的演變，中文聖經翻譯事工也發生很大的變化。1842年，清政府因鴉片戰爭失敗而簽訂了《南京條約》，除割讓香港，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及上海五個港口，過去諸多限制來華宣教的規定也廢除了，各差會興起合作的想法，宣教師人數頓時增加了好幾倍。距離由不同差會、宣教師及譯者共同完成一部眾人認可的聖經譯本，雖然仍有好長的路要走，但華人信徒逐漸從被動的讀者變成主動的參與者，最後承接了這項使命，持續進行修訂工作，讓真理可以更清楚顯明。

此時期中文聖經翻譯事工背後兩股最大勢力是英國及美國聖經公會，他們共同支持並資助第一次在華傳教士大會，1843年8月在香港舉行。新的中文聖經翻譯也列入議程，最後決定由五個傳教地區香港及廣州、福州、廈門、上海及寧波、曼谷派出委任成員分頭翻譯，再交由其他教區校對、修正，此版本即所謂的《委辦譯本》。然而，該採用何種文體，以及關於新約希臘文的「Theos」和舊約希伯來文的「Elohim」一詞如何翻譯等問題，起了很大的爭議，雖然最終仍完成譯本，卻造成英、美宣教師的分裂，其後有更多不同譯本出現。

1853年，太平軍攻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國，英國聖經公會觀察到局勢改變，發起了「百萬新約聖經為中國」（A Ｍillion New Testaments for China）運動。這時譯經的宣教師發現，過去推崇的文言文體無法令普羅大眾了解真理，有必要改變，於是將《委辦譯本》改譯成南京的官話版本，即後世所稱的《南京譯本》。這時譯經宣教師開始考慮到華人讀者的需要，希望譯出一般人讀得懂的聖經，於是出現各種方言譯本，如1860年的廣東話《約翰傳福音書》、1894年的福州話《新舊約全書》等，為官話《和合本》的出現鋪路。

第二屆在華傳教士大會於1890年5月在上海舉行，最重大的突破是接受「聖經唯一、版本則三」的觀念，一致通過深文理（文言文）、淺文理（章回小說體）和官話（白話文）三個版本的《和合本》翻譯計畫，文體的長久爭執就此解決。

對官話《和合本》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北京譯本》。1864年，《北京譯本》翻譯小組成立，希望翻譯以北京方言寫成官話聖經，此時除了英國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之外，還加入了蘇格蘭聖經公會的資助，分別在1870及1874年完成新、舊約的翻譯。此譯本保留了《委辦譯本》的雅緻，但譯法簡潔、減少使用助詞，且舊約部分有猶太裔聖公會主教施約瑟深厚紮實的希伯來文做根基，因此深得眾人信賴。《北京譯本》日後成為官話《和合本》修訂時主要的參照版本，創世記1章2節：「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整句被引用。

1919年《和合本》出版時，適逢中國發生五四運動，白話文開始受華人喜愛，也促使信仰本色化運動發展。此時中國聖經學者越來越多參與中文聖經翻譯，於是有1929年美國宣教師賽兆祥（A. Sydenstricker）與南京金陵神學院朱寶惠合譯的《新約全書》出版，成為中西聖經學者首次合作的結果。
而第一個獨力完成新約翻譯的中國基督徒學者王宣忱，則根據希臘文原本並對照數個中文譯本翻譯，於1933年完成《新約全書》，成為第一本由華人基督徒翻譯發行的聖經譯本。

其後還有1941年的《國語新舊庫譯本：新約全書》，以及最重要的《呂振中譯本》，由呂振中牧師根據新約希臘文聖經譯本，以直譯的方式翻譯經文，對於理解經文的原意有很大的幫助。

1970年代，聯合聖經公會依據《現代英文譯本》，使用當時流行的文體，以「意義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則，翻譯了《現代中文譯本》。另有《當代聖經》是依照英文譯成，用字淺白易懂，以傳福音及栽培初信者為其目的。

■中文聖經翻譯的三大爭議

中文聖經翻譯百年歷史中，曾發生三大爭議，即「浸」與「洗」譯字之爭、「神」與「上帝」譯名之爭，以及文體使用之爭。不同差會成員站在各自的立場堅持己見，結果便造成譯經小組分裂。回顧這幾次爭議，可以發現譯經宣教師們守護真理的心志十分堅定，歷經數十年沉澱反思，終究在聖靈引導下彼此接納，攜手完成中文聖經翻譯的龐大事工。

「浸」與「洗」譯名之爭發生於第一代譯本的19世紀初，是第一個影響深遠的爭議，原先與中文聖經翻譯無關，是浸信會與英國聖經公會之間的角力。這樣的情勢延續到後來的《委辦譯本》，變成英、美兩國宣教師的爭執。期後倫敦差會已不如以往強勢主導，隨著英國式微，美國和愛爾蘭聖經公會崛起，可說為《和合本》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另一個影響最大且最劇烈的爭議，便是「God」一詞的中文如何翻譯。因為牽涉到神學的詮釋，從1843年造成分歧，直到1890年才算取得共識。支持使用「上帝」譯名者，認為中國古籍曾出現這個詞，有至高主宰的意思，較「神」泛指一般靈界的物體更為適合。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可以在中國古籍找到關於上主的啟示，證明中國人敬拜的「天」，正是聖經所稱的永生主宰。這群人對中華文化抱持較多尊敬，相信這樣的做法，可讓有悠遠歷史的敬天民族接受福音。

支持使用「神」譯名者則認為，華人從未認識聖經中那位至高者，基督信仰對中華文化是全新的概念，因此要謙卑認識這位神。

後來兩者皆被保留下來，使得中文聖經分為「上帝版」及「神版」。在「神版」聖經的編排上，因為要有別於一般的神祇，於是在前面留一空格，做為尊稱。這種做法也有利於活版印刷，只需要更動兩個字，便可以付印兩種版本。

由此可見，聖經翻譯不單是將經文從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轉換成中文而已，同時需要將文字轉化為華人能明白的觀念，進而鼓勵他們認識和接受福音。早期至中國的宣教師深信福音是神的話語，因此不畏艱難跨越語言的障礙，向未信者忠實傳達基督教信仰的內涵。因此，19世紀的中文聖經翻譯史，既是傳教的歷史，也可說是華人神學奠立基礎的過程。

■和合本本質與新世代譯本的挑戰

《和合本》（Union Version）最初的目標是聯合各差會學者共同翻譯出最佳譯本，當今華人教會使用的《官話和合本》，乃1890年第二屆傳教士大會通過進行三種文體翻譯的其中之一。該計畫最先完成的是《淺文理和合本》新約的翻譯，於1900年完成、1904年出版。《深文理和合本》新約則於1906年出版。《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終於在1919年出版。然而因著中文在20世紀初經歷重大的變化，《官話和合本》成了流傳最廣也最具權威的中文譯本，深受華人教會的看重和使用，直到1988年才由聯合聖經公會修訂為《新標點和合本》，除了改用現代通用的標點符號之外，某些人名與地名也做了修改。

《官話和合本》因為推選翻譯人員不易，16年後（1906年）才出版新約，其後再經13年，1919年才完成舊約。小組成員進一步討論後，決定使用三個中文譯本：《北京譯本》、楊格非的《官話新約》及《南京譯本》，做為新約修訂的中文底本。然而就內容來看，新約很多部分只引用《北京譯本》修正，也採用相同的翻譯模式，由小組成員負責不同的部分，譯文需經過所有成員審核，再一起討論完成最終版本。因此，《官話和合本》可以算是《北京譯本》的修訂本，很多重要詞彙都來自於此，日後影響華人信徒神學觀及對信仰的理解。例如加拉太書5章「九種屬靈果子」，其中六個翻譯都來自《北京譯本》。至於舊約，則選用施約瑟的官話《舊約全書》做為底本，也大量保留其許多優美的句子。

在華人教會與信徒心目中，《官話和合本》具有極重要的權威地位，以致於較少或根本不閱讀其他譯本。然而有了不同譯本的比較，很容易就會發現差異點，較不會一味按字面的意思照單全收，或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釋經文，把自己的神學觀讀進去，而不是將神的真理讀出來。

細數基督教宣教師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其成果相當驚人，在《和合本》出現之前，以文體來分，深文理譯本最少完成了23個譯本，淺文理譯本則出版了3個譯本，官話譯本則有5個，至於地區性的方言譯本，則超過40種。宣教師努力的成果，不少已隨著時代變動而消失不見，中文在這期間也經歷了很多變化，華人信徒理當接續譯經宣教師留下來的工作，以現代人熟知的語言轉譯聖經的真理，並且結合現代科技，除了文字外，也運用圖像、影音、網際網路等工具，將神的話語傳送至每一個尋求真理的人心中。

※作者簡介｜唐子明

加拿大卑詩大學（UBC, Vancouver）宗教研究哲學博士；註冊翻譯員（STIBC, CTTIC）。著作有《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香港：天道，2018）；《從拉撒到和合本：華人聖經翻譯百年史》(溫哥華：樂筆，2018）；《白話基督教》(溫哥華：樂筆，1998）；與梁燕城合著《兩約探秘》（台北：宇宙光，2006）。

※參考書目

■《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作者／唐子明‧出版／天道書樓

■《道在神州──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作者／海恩波‧譯者／蔡錦圖‧出版／國際聖經協會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36期，https://tcnn.org.tw/archives/63125，2021.01.18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