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說：「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從我國實施國民教育以來，我們就被教導「知識」能帶來無比的力量，不僅能改善生活，更能改變不良的社會風俗，讓人類走向更美好的世界。然而，當身量和智慧漸長後，更認為培根的名言應翻譯成「知識就是權力」，因為力量與權力在個人的語感裡，其差異性即在背後的意志力。

當一對新人準備進入華人文化的「傳統婚姻」，便有許多莫名的習俗，包裹著「傳統的權威」出現，不斷指導、規範許多不能「討論」的規定，例如：提親及婚禮的繁文縟節，尤其是新娘上禮車時需要丟掉扇子，象徵將自己任性的脾氣丟棄。我認同婚姻裡應成全另一半的美德，但成全必須是雙向的，所以應該讓新郎與新娘一起丟扇子再一起上車。

事實上，我們更常活在一個無法討論的世界，比較像傅科（Michel Foucault）指出的「知識服務權力」或孔恩（Thomas S. Kuhn）科學「典範轉移」的描述。前者是傅科於1970年發表的文章〈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提起雖然權力是透過知識來行使，但權力卻也擁有產出知識的決定權；後者是孔恩在1962年的著書《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及所有知識體非以連續而是斷裂方式呈現，也就是說知識的演進過程是突如其來地改朝換代。

以女性懷孕生產的經驗為例，傳統有著不能拿剪刀、月子期間不能洗頭等禁忌，會堅持將這些觀點的多半是家中長輩；然而年輕一輩卻有必須服從的壓力。這並不是因為長輩們在知識上具有更高的正確性，而是長輩在家庭結構中的權力較大，包括所提供的教養資源或親情關係等現實因素，讓孕婦不得不從，這就是典型「知識服務權力」的生活實例。然而，當現代醫療體系的月子中心有機會成為產婦們的選擇，在以母嬰健康狀況為考量的環境裡，知識不必再為權力而服務，這些禁忌自然就被破除，而「典範」也因此發生轉移。

那麼，知識與權力在公民社會裡該如何展現自身？當我們看見原住民獵人因狩獵文化被國家判刑；當我們聽見堅持不剪髮的警員，被18支申誡免職；成熟的公民應明白「知識總是服務於權力」，若不是量變造成質變產生「典範轉移」，否則我們將繼續活在一個充滿規訓的社會，假借知識、法律、禁忌之名，以各種手段消滅人類的多樣性。因為知識不是力量，知識服務權力，除非每一位上帝所創造的人彼此平等對話、思辯、討論，以共同的理解產生的行動來解決各樣困境。這才是真正的力量。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31期社論

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0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