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後，光線暗一點就看不見，我父母不知道原因，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求學時，上下課會經過一條很大的灌溉溝渠，每到秋冬季節，下課時天色已昏暗，我經常因為看不見而摔進去，還好水位不高。我就先把書包往上丟，用吊單槓的方式把自己拉起來。白色制服因為貼著水溝壁而變得髒兮兮，白色鞋子也慘不忍睹，每次都挨爸爸罵說：「女孩子這麼不小心。」後來次數多了，他覺得不對勁，就詢問在日本當婦產科醫生的舅舅，這才帶我到台大醫院檢查。

檢查完後，眼科主任明確跟父親說，不用再看醫生了，我是遺傳病，50歲就會失明。他建議父親讓我早點結婚生子，這樣失明了還有孩子可以照顧我。因為這樣，雖然父親自己是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但出於保護的心態，仍百般阻撓我繼續念書，只希望我早日出嫁。我高中畢業後，因此耽擱了兩年，後來才因母親的鼓勵和協助考上了淡江大學中文系。

我因為遺傳而眼睛不好，對我家是不名譽的事，因此父母親沒有讓人知道，連弟妹都不知情，所以我遇到困難就要自己想辦法解決。這樣的教育方式雖然殘酷，但我還可以接受。造成我最大陰影的，是從台大醫院檢查回到家時，無意間聽到父母的對話，他們懷疑是否在日本生產時抱錯了孩子，害我很擔心他們會不要我。所以我從小都很聽話，不像兩個妹妹有反抗期。直到比我小20幾歲的表妹眼睛也出現相同的問題，這個心結才終於解開了。

後來我到台灣大學讀研究所，當時左眼還有0.3的視力，但因為視野窄的關係，經常在校園摔倒，低頭看路雖然不會跌進水溝，卻有可能會撞到樹。我陸續拿到碩士和博士學位後，就到中央大學教書，但因為長期服用日本眼科醫生開的藥，導致胃潰瘍出血，手術後視力受創，果真如那位台大醫生說的，我50歲就失明了。

失明後，我在教學上付出更多努力。我聘了助理幫我把書錄成錄音帶，也幫我把蒐集的資料錄音，因此我仍可以發表論文，而且受到學術單位重視，拿到國科會獎項，教書也得到教育部肯定。在電腦還沒普及化的年代，我大量使用錄音機，基本上需要三台錄音機用來錄文本、節錄及心得、創見，最多時需要用到七台錄音機，桌上放三台，左右兩邊各放一台，小椅子上再放兩台。

自視力逐漸惡化後，我就開始早上4點多起床，把當天教材的內容都背熟，譬如《莊子》、《韓非子》及不同語法的很多例句，我都背得滾瓜爛熟。教書的時候，從頭背到尾，一個字都沒有錯，學生都感到非常驚訝。

現在我退休了，申請長照2.0的居家服務員，帶我出外購買生活用品和食物，不用像以前只能站在超市門口求助路人，或者提心吊膽地逛傳統市場，深怕再遇到某個會攻擊我的精神異常者。平日若沒有人帶我出門，我就在家裡客廳的草蓆上走路，也可以走好幾千步；有人帶我出門，我就能大踏步走出去。

我現在也沒閒著，在一些機構擔任志工，這幾年比較多機會輔導失明的人，幫助他們慢慢適應和突破。視障者的確需要自立自強，學習過獨立的生活，但是遇到無法處理的狀況時，也要知道如何向外求助。

14歲時聽到台大醫生那番話，好像變成我的一種心理建設，讓我比較能接受自己的狀況。只是當視力真正惡化時，每天看著鏡子中逐漸模糊的自己，我還是會很生氣地罵自己的眼睛。從小父母的教育，讓我習慣並接受這個事實。我還記得父親給過我萬金油和地靈黴素，他對我說，若是撞到淤血，就搽萬金油，若破皮有傷口，就搽地靈黴素，自己要想辦法救自己。

回顧過去，一路上其實總是遇到大大小小的天使，我才能走到現在。即使跌跌撞撞又遍體鱗傷，然而我體會到生命的美，又能分享給跟我有相同遭遇的人，實在已經感到很滿足。

【詹秀惠簡介】

1943年生於日本東京，隔年隨父母返台，定居雲林縣西螺鎮，罹患先天視網膜色素病變。1975年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是台灣第一位文學女博士，隔年至中央大學任教，傳授《韓非子》《易經》《老子》《莊子》及文學批評等，是漢語語法第一把交椅，2003年退休。退休後，曾擔任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理事長，至今仍努力服事視障者。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624期

圖片提供：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詹秀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