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由國民黨政府接管，當時的台灣住民帶著愉悅的心情，以為從此就要結束長久以來的殖民生活。然而，來台的國民政府，卻以一種統治者的姿態橫行，加上政府壟斷資源、打壓台灣人民，使長久累積的不滿情緒，在1947年2月27日因一件查緝私菸的槍傷事件，導致全島居民憤起反抗。期間，許多地方人士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不料，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已暗中調派軍隊增援，於各地展開武力鎮壓屠殺，更進行清鄉，使得許多仕紳、知識分子遭到逮捕或槍決。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實施了第一次戒嚴，後又於1949年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期間數不盡的人在白色恐怖時期中死亡、失蹤或遭囚禁。直到近年解嚴後，言論思想日漸自由，慢慢的才有更多人去追溯這段辛酸的歷史。

隨著近年來台灣人對於在地意識地逐漸覺醒，一首過去曾經被禁的歌最近經常被提起。這首名為〈美麗島〉的歌謠，創作於1970年代，由李雙澤作曲，詞則是由梁景峰引用詩人陳秀喜的詩作〈台灣〉所改編。

搖籃之歌

〈美麗島〉一曲，取自於詩人陳秀喜的〈台灣〉，此詩原文如下：

形如搖籃的華麗島

是 母親的另一個

永恆的懷抱

傲骨的祖先們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搖籃曲的歌詞是

他們再三的叮嚀

稻　草

榕　樹

香　蕉

玉蘭花

飄逸著吸不盡的奶香

海峽的波浪衝來多高

颱風旋來多強烈

切勿忘記誠懇的叮嚀

只要我們腳步整齊

搖籃是堅固的

搖籃是永恆的

誰不愛戀母親留給我們的搖籃

母親的懷抱，表露出一種細心的呵護與期盼，當脆弱的嬰孩離開懷抱被放置到搖籃中時，搖籃則是另一個保護，一個安睡的地方。這裡，作為一葉孤島的台灣，形同搖籃一般保護著島上的居民。然而，作為大洋上孤獨的搖籃，幾百年來經歷無數強權侵略、殖民，搖籃所承載的台灣住民，如同漂流在水上的孩子一般，任人奪取。

台灣文學作家楊逵有一篇名為〈水牛〉的故事，敘述一位聰慧乖巧的農家女孩阿玉，家境清苦，從小失去母親，作為佃農的父親繳不出佃租，終日伴隨阿玉的水牛也就被硬生生賣掉。最後，阿玉甚至為了50元的債務，被賣到主角家中，成了主角父親的丫鬟，主角敘述：「壞就壞在父親……到了那些女孩長大到十五六歲的時候，便奪去她們的貞操，使她們變成自己的小妾。」

從這個故事，隱約看見了台灣的縮影。失去母親溫暖的懷抱，阿玉第一個不幸如同台灣一直未能敘述究竟是否有一個真正母國的歷史，台灣甚至不曾有過母親溫暖的懷抱。接著，聰慧的阿玉為了家庭經濟的考量，不得不放棄學業，水牛也因而被迫賣掉，這刻畫了台灣住民長久以來的壓迫，放棄建構自己的生活方式，被迫為別人而活。最後，一種最徹底的霸占，取消並踐踏了一個人的尊嚴，這位在小說一開始，被形容為漂亮、聰慧、乖巧的女孩，最終卻只能淪為別人的丫鬟，任人糟蹋。台灣不正好相似，受到占據，任人宰割、侵犯、踐踏。

不過，故事的主角最末卻表達：「這樁事情在我的內心種下反抗的種子。」這個反抗的種子，也刻畫了台灣住民的硬頸精神。在陳秀喜的〈台灣〉詩作中說：「傲骨的祖先們／正視著我們的腳步／搖籃曲的歌詞是／他們再三的叮嚀。」

這些傲骨的祖先所展現的，就是一種不願屈服的硬頸精神，如同吳濁流的小說《無花果》裡所描述各樣的抵抗活動，這些抗日的民團，有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等，吳濁流形容：「台灣人在無意識中，認識台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義務。」因此，漂流在大洋上的搖籃──台灣，承載著一群受人覬覦、霸占、侵犯的孤兒，卻隱約地承接著一種硬頸的強韌精神，企圖反抗歷史時刻中所遭受的每一種壓迫。

大洋上的搖籃，使人聯想起一個在水上的籃子，這個故事從以色列舉族遷移至埃及度過飢荒開始。數年後埃及法老驅使以色列人為奴，並因懼怕以色列人坐大而屠殺長子。尼羅河上籃子內的嬰孩──摩西，就在這樣的時代中誕生。摩西的母親約基別在這樣的殺戮驚恐下，將孩子放在蒲草籃子，放流於尼羅河當中。籃子裡的嬰孩，孤單、弱小，且隨時可能會失去生命。令人驚奇的是，發現籃子並救出孩子的，竟是法老的女兒。從此，摩西在異族宮廷長大，約基別卻巧妙地成為奶媽，讓摩西紮實地接受著本族信仰教養。這個漂流在河上的籃子，承載著受迫害的以色列民族400年來的祈禱，這些祈禱發自於以色列人每一滴受迫害的眼淚。

出埃及的事件，也讓人聯想起另一個嬰孩的誕生，這個嬰孩安睡的地方不是床，而是一個供應馬匹喝水飲食的木槽，成為這嬰孩的搖籃。耶穌誕生的時期，以色列民族受到羅馬帝國殖民，由希律所統治。耶穌的誕生與摩西的誕生有著眾多的相似點：摩西誕生之時，法老懼怕以色列的壯大，因此屠殺男嬰；耶穌誕生之時，希律懼怕猶太王的興起，同樣屠殺了男嬰。這個以馬槽作為搖籃的男嬰，同樣面對著殺戮與隨時失去性命的處境，但也同樣承載著猶太人的期盼。這些期盼，建構於被殖民的痛苦之中，是一種彌賽亞的盼望，一種恢復人民自主的渴求，是受壓迫的人民渴望走向自由的解放。

大洋上的搖籃、大河中的籃子、馬房裡的搖籃（馬槽），這3個不同地方、不同時間的搖籃，串起了同樣的屬性。搖籃裡所承載的生命，都受著外來強權的欺壓；搖籃裡的人，都孤獨的面對著他們的命運；搖籃也承載著反抗的精神與期盼。作為搖籃裡的孩子，不管是受埃及壓迫的以色列人、受羅馬殖民的猶太人，或是受各種強權侵佔的台灣人，竟是如此相似的同屬於在壓迫中帶著渴求盼望的「群像」。

■母親的眼淚

搖籃的圖像，承載一個孤獨的生命朝向未知的前方。但我們不禁要問，這個脆弱的生命如此孤獨，是一種被拋棄的命運嗎？

尼羅河上的籃子，孤獨的漂流在河上，母親約基別在編織的時刻，內心必然是惶恐與擔憂的，她掛心著孩子的性命，同時也承受著與她一同身為母親的族人，失去孩子的悲嚎。「母親的眼淚」，成了搖籃圖像的相互映照。

約基別的眼淚，是恬靜的眼淚，面對著殺戮的絕境，她只能靜靜帶著一種看似絕望的心情，在驚恐中恬靜的等候。

牧師宋泉盛曾在他的著作《第三眼神學》中，引用了兩個越南的母親，年輕的母親正受著失去先生的哀苦，而另一位母親，用米飯記念著自己的兒子，看見自己的媳婦（另一位年輕的母親）哀哭，也感受著自己的哀哭。在此，我們看見哀哭的群像，哭泣的母親面臨著死別的悲泣。這首越南母親用米飯的記念，讓人聯想起一鍋魷魚粥的故事，記念李瑞漢、李瑞峰，以及友人林連宗。據記載，李瑞漢為人豪爽，富正義感。二二八事件後，李瑞漢檢討時局，提出改革建議，建議書內容包括「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等意見，卻惹惱當時的國民政府軍團。

3月10日上午，李家的人力車伕被殺，家中被搶。接近傍晚時，李妻邱己妹剛把鄰居送來的兩尾魷魚煮成粥，鄰長的兒子夥同流氓頭找上門，出示證件自稱是憲兵第四團團長的人，要找李瑞漢和李瑞峰兄弟。當時在客廳的林連宗律師（時為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主動出示名片表明身分，結果也一併被「請」走，從此下落不明，直至今日。李家後來將3月10日當成忌日，每逢這一天，家人會在一起吃魷魚粥，以作為紀念。

這個事件，流淚的女性陷落一種無限驚恐的等待。邱己妹從律師夫人，成了為三餐生活煩惱的母親，甚至最後淪落到市場撿拾別人丟棄的菜葉度日。這種面對著無故失蹤與遙遙無期的等待，在台灣的歷史當中，深刻的刻畫在本地人的心靈裡，是一種無盡深沉的悲哭。

這悲哭的圖像是台灣的群像，在同一時期，一個來自新竹湖口的客家人張七郎醫生，遷往花蓮鳳林，一邊行醫、一邊宣揚基督教的信仰。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有許多不利張家的傳言，當時鳳林鎮民設宴招待駐軍，張七郎因病未癒而吩咐長子張宗仁代理參加晚宴。晚宴結束後，張宗仁初回到家中，已經有6名持槍軍人上門，當下張七郎的兒子張宗仁、張果仁即被帶走。而在同一時間，山下張七郎的住處，由當時的鳳林區長帶領十多名持槍軍人前來，張七郎與兒子張依仁一併被雙手反綁帶走。隔天，家人商量外出尋人，直到快天黑時，在範圍廣大的公墓一處發現有新翻過的痕跡，一撥開就看到張七郎的白髮，而他身下是張果仁。接著在兩呎遠之處看到另一堆新翻的土，土堆下躺著的即是張宗仁。

事件發生後，張妻詹玉枝曾為此案提起上訴，卻換得國民政府一連串的羞辱，並定調張七郎等人為叛國罪名。自此之後，張家不再提起此事，從此將事件看為禁忌。這樣的噤聲，是眾多故事的一環，我們看著詹玉枝、看著邱己妹，看著台灣母親的群像，母親的眼淚，已不只是失落的眼淚，在這當中還包含了深深的驚恐，一種無助的絕望。

失落與驚恐的眼淚，被看見在另一位母親的臉上，母親的孩子誕生不久，他們在耶路撒冷聖殿遇見了一位正義虔誠的人名叫西面，他對著母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做毀謗的話柄，叫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如同這個預言所說，馬利亞的兒子所做的事情，一直是站在公義慈愛的一端，反對著當時社會的殖民、階級的壓迫與剝削。因而當耶穌與窮人和罪人站在一起時，祂竟一步一步的走向無辜受死的道路。這實在與台灣母親所失去的兒子有太多相似之處，這些在台灣反抗歷史中所失去的眾多生命，都曾為著土地、為著人民、為著那受欺壓正流著淚的人而付出心力。但這些熱情的人所迎來的，是無辜的受害，而這些人的母親，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愛子在十字架上受釘、呼喊、被棄絕。

當哀哭的母親看著自己所愛的人無辜死亡，流下悲悽、失落與驚恐的眼淚。我們不禁要看見，搖籃內的嬰孩呼喊：「我的上主，我的上主，祢為何離棄我」，是多麼貼近每一個流淚的心靈。

文章出處：<台灣教會公報>第3391期

圖片來源：Serene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