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沒有證據。」B重覆了好幾次。

中秋節的夜晚，B和R為我這個風塵僕僕來自台灣的遠客，留了家庭餐桌的一個角落。該是有二年未見了，可以聊的話題多到數不清，更何況，席間還有酒助興。過去的他們，和我的未來打算，都關係到此時此刻的香港，喜慶的團圓夜最不該放到檯面上的話題，卻也是最相干的，就這麼被聊開了。

「香港怎麼可能9月以來發生40多起意外死亡，不是跳樓，就是浮屍？還有人陳屍的時候，手腳被綁著，或是屍體沒有穿衣服，分成二半，怎麼可能像警方說的死因無可疑。」R是知名的基督徒婦運領袖，憑著長期關注兩岸三地民主發展的直覺，「事情一定不單純。」

「但你沒有證據。」偏好「無罪推定」原則的B堅持。某個程度，我可以理解B，雖然同情香港日益艱難的政治處境，但跨不過美國知識分子凡事講求客觀理性中立的認知界限。

■封存在記憶中的陳文成懸案

坐在一旁的我，不禁想起了陳文成。1981年7月2日，返台探親的留美博士陳文成因捐款給《美麗島雜誌社》，遭到警備總部約談，隔天清晨，被發現離奇陳屍在台灣大學校園的草坪上。死因，警方說，是跳樓自殺。但屍體多處腫脹烏青，似生前遭刑求，現場遺留的鞋內還有100元鈔票，懷疑是凶嫌按民間風俗遺留的「腳尾錢」。偏偏解嚴後，陳文成案曾重啟調查，高檢署的報告蓋棺論定，「無積極證據推斷為他殺或自殺，不排除意外墜落的可能性。」

「在台灣戒嚴時期的許多案件，雖然沒有證據，大家都相信那是政治謀殺。」這樣附和的時候，我心虛地想起自己所受的哲學訓練。

證據，在知識論中，至關重要。一個人想要相信的信念，只在有證據可證明為真或假的時候，才會被認真當一回事，否則一切都不算數。若按著「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的說法，連可以算得上有認知意義的話，都不多，神談直接被剔除掉，甚至證明也沒有幾多種之多，「一個句子，若且唯若它所表達的命題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經驗上可以證實的，這個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義的。」

然後呢？認知的懸置或存疑，永遠沒有辦法解決實存的抉擇問題。我們究竟該如何旁觀他人的痛苦？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或許，選擇遺忘或否認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如同《創傷到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一書的作者，心理學家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所說的，在白色恐怖的政治創傷後，陪伴受害者揭露真相，往往是最困難的。長路漫漫，真相最終亦未必可得。再加上，社會一般存在著否定暴力創傷的集體心理防衛機轉，絕大多數的旁觀者會不自覺地傾向要求受害者保持緘默，或懷疑受害者的人格及證言的可信度。

陳文成案於是就只能以懸案一則，封存在記憶中？死時孤單而無助，在那樣靜悄悄無人目擊的夜晚，最後，連歷史正義都無法還他一個公道？

難道831恐怖襲擊後，那些莫名其妙「被消失」的義士，只是因為不幸倒楣，記者沒有跟上、港鐵的CCTV影不到、醫院無就診紀錄，家屬朋友們都怕事，不敢前來討人尋屍，大家就只能當作一切從沒發生過？

■政治謀殺的證據充分嗎？

「在壓制或揭發暴力真相的矛盾中，目擊者不可能保持中立。不選邊，就是選擇加害者的那一邊，而這只會讓不正義延續下去。」所幸，就像台灣總願意記得陳文成案是場政治謀殺，香港社會大眾也選擇這般記憶著。

太子站外一連數日擺滿了悼念死者的鮮花，有不知名的「白衣口罩幫」跑去搗毀移走，民眾再自發地默默一朵朵重新擺放回去。連過節，也不嫌忌諱，人們提著燈，不約而同地帶上香燭和衣物，從四面八方圍攏來焚燒祭拜。上新屋嶺扣留中心的路邊，四散著一地的冥紙。據說，那是可以安魂鎮鬼，免得亡靈來「捉替身」的「買路錢」。

還有秀茂坪失蹤義士朱植雄。9月10日po出的尋人消息還在臉書上流傳著，11日便被人發現伏屍在自家大樓的天井中。沒有自殺動機，可通往天井的窗口根本容不下68公斤的壯漢。縱使警方認定「死因無可疑」，高登討論區卻紛紛留言，「傳聞因在住所叫口號而被殺」「納粹黑警殺人填命」。網路平台「內蒙農場」又轉出某匿名人士的爆料，10日經過住樓大廳，曾見到3個便衣要求保安帶他們上天台，邊問：「如果……天台門被撞開，會不會響？」「上一次洗水塔是幾時？」事後，爆料者覺得奇怪，為什麼警察沒事要上天台查看。他問起保安，是不是有人報警？保安那時肯定地回，並沒有。

某個以「做學術的」自詡的網友，以「雲吞博士的語言藝術」為化名，強調不能輕易相信消息，也不願意、更不希望黑警殺人的消息是真的。所以，不管外頭傳得如何信誓旦旦，他總是有所懷疑。但他在看過旁人把自6月以來的「無可疑」自殺個案作了整合的統計圖表後，宣稱自己「懷疑一掃而空」。

用歸納，他列舉了其中難以解釋的幾個數據：首先，雖然每月都有人自殺，但8月開始個案暴增，特別是831事件之後，將近上升3倍之多。其次，死者的年齡，在8月之前，並無個案是20歲以下的，但在之後卻一下子出現9例。另外，發現屍體的時間大多都集中在早上5到7時，共有24具。這些數據看起來，太像是警黑針對太子站及新屋嶺扣留中心遭捕的反送中青年下狠手，在凌晨時，再將屍體運送到棄屍地點讓人發現。

然而，這些算是政治謀殺的充分證據嗎？

連他自己都知道，這還不算是。翻來覆去地，他說，「雖然這些數據因為數目關係，很難做統計找p-value」，但「實在很令人費解」「實在是耐人尋味」「很難不令人懷疑」「實在很有可能」，最後，以「願有日真相大白，還這些無辜死者一個公道，讓其靈魂得以安息」作結。他內心理性與良知的掙扎，我約略能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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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隔沒兩天，16日《蘋果新聞》刊了另一則尋人啟示。年僅12歲的孩子黎明星15日離開葵涌住所後，宣告失蹤。才是國小五年級的學生哪！我焦慮地在電腦前一邊轉發消息，一邊祈求他能平安返家。

沒有深刻體驗過台灣戒嚴白色恐怖的我，卻在香港真真實實嘗到了味道。它就像是在夢遊，走在亮晃晃的校園道路上，卻好像置身在一片漆黑的夜裡，踏出的每一步，明明在路上敲足了回音，但身子卻像落在不著邊際的大海中，漂浮著向下一站掙扎著。

原來，恐怖的滋味就是「想相信，卻永遠無能為力，永遠沒有證據」。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41期

圖片來源：Serene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