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憶錄中，周聯華寫到：「我的真正貢獻是在聖經翻譯。」

許多譯作只做到忠於原文，而沒有做到忠於讀者。在翻譯的時候沒有顧到讀者，怪不得有時候讀者會讀不懂了。現代中文譯本的譯者認為「原文」和「讀者」是可以兼顧的，只有兩者兼顧的作品才有人讀。　　　　　　　 ——周聯華

曾形容自己是「蠟燭兩頭燒」的周聯華牧師（1920年3月7日～2016年8月6日），儘管一生工作非常忙碌，仍勤於寫作，留下不少作品。他累積的文字量足以出版38冊《周聯華全集》，真的令人不得不感到敬佩。

然而，周聯華對於一生的筆耕卻總結說：「我的真正貢獻是在聖經翻譯。」確實，他是首屈一指的中文聖經譯者，曾擔任聯合聖經公會（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贊助的所有中文聖經翻譯計畫的主要負責人，前後超過40年之久。但是，聖經翻譯工作也是他飽受攻擊和批判的導火線之一。

■離經叛道？

1964年8月，台灣聖經公會總幹事（時稱「駐台主任」）賴炳炯牧師前後發出兩份聲明，時間僅僅相隔十天（6日、17日）。他大動作說明，外界對於台灣聖經公會「重譯」或「修訂」聖經的工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

前一篇〈聖經公會重要聲明〉提及，外界質疑聖經是否有必要重譯，質疑動機可能與一些基本的信仰立場有關。無怪乎賴炳炯在〈聖經公會重要聲明〉第四點說：「無論進行重譯或修訂時，必然堅守聖經公會傳統基要信仰的立場，不致有若何差異。」後面的〈聖經公會再向各教會牧長及主內兄姊鄭重聲明及保證〉，他重申「保持堅定傳統基要之信仰」，並公開點名基督教報刊《福音》和《天僑》，懇請兩週刊不再刊登相關言論，以免造成「不必要之顧慮及誤會」，希望兩週刊就此打住。

為何台灣聖經公會要宣示「保持堅定傳統基要之信仰」，難道聖經翻譯關係到神學立場的差異或衝突嗎？事實上，台灣聖經公會向來堅持不在經文以外加上補助性的資料，更不要說涉及所謂的信仰立場。此事件無疑說明，聖經「重譯」被先入為主認為別有居心，質疑台灣聖經公會新的譯本可能會偷渡不符合正統信仰的神學。

台灣聖經公會決意重譯聖經始於1965年，具體的成果尚未見到，外界卻已謠言四起，傳出一些不利於重譯工作的指控。即使台灣聖經公會一再強調，以現代中文所翻譯新的譯本不是要取代原有眾人熟悉的譯本，仍遭到史無前例的反對。新的譯本被汙名化為別有用心的「改教義」、「傳播異端思想」等勾當，因而掀起教會界腥風血雨的教派鬥爭。當時任何支持重譯聖經的人都被扣上「離經叛道」的罪名，成了最可怕的「異端」，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的王長淦長老就曾指控：「我要昭告所有我的同工弟兄姊妹，說這本聖經裡面有毒，不能用。」「聖經公會的權也太大了，幾個人可以掌握這一切，要改就改，要修就修，要換就換。」

■起源於共同譯本

如今所見的現代中文譯本聖經，其起源與思高本聖經主要譯者在香港一次重要會晤有關。

1965年1月27日，台港兩地基督教與天主教第一次就合作翻譯聖經一事在香港召開會議，這是現代中文譯本最早也最關鍵的一場會議。一開始，雙方就朝「共同譯本」的方向努力，目標是服務現代讀者。周聯華在日記中寫到：「這是我終生中一個有恆久價值；也是真正為主，為祂的教會，及祂的子民服役的開始。」（《台灣教會公報》第1812期，1986年11月23日）

當天的與會人士，包括思高聖經學會的神父雷永明（Gabriele Maria Allegra）、翟煦（Theobaldus Diederich）、陳維統、梁雅明，基督教代表則有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部主任尤金‧奈達（Eugene Nida）、東海大學文學院教授顧敦鍒、周聯華、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劉義思（Vernon Lowis）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周郁晞，會議地點在九龍富都大酒店1318號房。當天，他們已談出一些譯經的基本原則，立即的成果是天主教願意以基督教的和合本聖經作盲人的點字聖經，只要在第一頁上加上一條建議，即天主教徒讀到「上帝」的時候，可以讀成「天主」。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合作計畫竟然是在象徵和解與合一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年10月11日～1965年12月8日）結束前就已起跑。

那天會晤最為關鍵的是，原來現代中文譯本真正的起源是共同譯本，這點連詳實記錄每次合作譯經工作的房志榮神父都未曾提及。這就是何以現代中文譯本的校閱和審訂工作，一開始就有多位神父共同參與。前前後後曾參與台灣聖經公會譯經工作的神父計有：劉緒堂、陳維統、韓承良、房志榮、區勝華等，明顯排除了外國神父。

1967年10月6日，基督教與天主教聯合出版《台語聖經四福音》合訂本，由天主教華明出版社印行，換言之，聯合譯經或共同譯本在台語聖經部分早已有了成果。不無遺憾的是，經過了半個世紀，華語的共同譯本最後只在2015年勉強出版了《共同譯本四福音書》。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6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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