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不等於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與假消息、假新聞議題最息息相關的基本概念，是言論自由的問題。管中祥首先提到，言論自由不是百分之百的每個人愛講什麼就講什麼，但言論自由也很難找到放諸四海皆準的齊一標準，時代、文化、國情不同，都可能使言論自由的邊界產生移動。若從負面表列來看，大概可以界定，誹謗、公然侮辱、散播謠言、侵犯隱私等行為，並不屬於言論自由。但即使是公然侮辱，都可能因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界定。就拿罵髒話來說，有些人會認為罵髒話就是公然侮辱，但對於抵抗官僚或資本家的弱勢者來說，罵髒話可能是他唯一的武器。

管中祥指出，在界定言論自由的範疇時，脈絡和權力關係很重要。比方說，土地被徵收、被迫遷的人，他們對掌權者的批判，即使已經踩到法律的紅線，即使帶有很強烈的情緒性，只要沒有明顯偏離事實，社會還是應該站在理解同情的角度看待。他認為，言論自由應該是國家給予人民的一種保障，而不是公權力劃下一條界線，用界線在維持社會穩定、保守自身的政治權力，法律在處理言論相關的事件時，不宜站得太前面。就拿《社會秩序維護法》來說，這個法律的前身是《違警罰法》，可說是戒嚴時期威權統治的殘留，它賦予警察在調查上的主動權，如果掌權者不思自我克制，這樣的法律很容易成為箝制言論自由的工具。

■數位時代，謠言更容易流竄

接著，管中祥指出，假消息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新產物，假消息可說是從人類開始形成社會時就已經存在。例如古籍中「曾參殺人」、「三人成虎」的故事，就是在講假消息，從《三國志》當中也可看到，散播謠言是敵對國家之間層出不窮的戰爭手段之一。在近代，德國的希特勒就是靠假消息取得權力的經典例子，他一方面兜售「發大財」的願景，一方面散播「亡國感」的恐懼，而成為獨裁者。

假消息、假新聞在近幾年成為國際性議題，是因為從19世紀以來，人們獲取資訊的管道，有大部分是來自媒體，而媒體本身的管控機制，一定程度上能阻擋假消息、假新聞的流竄。但隨著數位時代到來，網路使得資訊的流通更加多元而快速。在數位時代下，原本自成規模的傳統媒體，重要性其實是比以往降低的；同時，這些傳統媒體大部分是商業媒體，在資本與競爭的考量下，媒體對於自身管控機制的退守甚至放棄，也成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底下的另一個惡質現象；甚至媒體基於市場的考量，而自甘為特定政治意識形態服務，就像台灣部分媒體有很強烈的親中國傾向。

再來就是，越不穩定的社會，就越容易讓假消息、假新聞有介入的空間，因為假消息、假新聞的出現，不是有心人製造出來就好，還得要有人選擇相信。從這個角度觀察，我們就可以知道，台灣以及其他受假消息、假新聞攻擊的國家，其實是社會上有某些矛盾正在累積。

■三分真七分假，讓人疏於察覺

管中祥並提到假消息的定義問題，他指出，在討論什麼是假消息、假新聞時，首先我們要知道，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與意見詮釋兩種，發表對人對事的意見和詮釋，這沒有真假之分，如果我們把不同意見任意歸類為假消息，那會是對言論自由權的重大挑戰。

假消息、假新聞一定是涉及對事實的陳述，扭曲事實、無中生有，就是假消息。但如果是全然的扭曲事實、無中生有內容，那這種假消息的效力就很有限，畢竟背離常識的資訊較難取信於人。管中祥提醒，真正具有煽動力的，是三分真七分假，在看似合理的脈絡中混入部分變造資訊的假消息，甚至資訊組成的各部分可能都是真，只是調換事實排列順序的假消息，這種假消息，是在部分事實的基礎上，扭曲人們對於整體事實的認知，藉此將某些暗示投射到人們的觀點之中，由於是以部分事實為基礎，更容易讓人疏於察覺是假消息。

從法律層面來看，可以用來規範假消息的法令其實不少，像是《社會秩序維護法》，而在《廣電法》中，也是關於「事實查證」的條文，另外像是《傳染病防治法》及《天然災害防治法》當中都有相關條文，還有最近制定通過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當中也有。在實務上，除了《社會秩序維護法》可能會有些爭議之外，其他法令在防制假消息、假新聞上，的確是能夠起到正面作用。

■培養思辨，如何防制假消息

至於該如何分辨假消息呢？管中祥提到，有些涉及專業性的假消息，不具備相對應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其實是難以就資訊本身去判斷真偽，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無能為力。他指出，在接收資訊時，須留意資訊來源，看看是否出於具公信力的平台，可以做到對假消息的初步辨別；另外，察看報導人是否署名負責？資訊是否完整？這些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去分辨資訊的可信度；更進一步的，現在網路上開始有些進行事實查核的網站和相關機制，也是我們在辨別資訊可信度時，很好的參考。不過，以上這些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真正核心的，是我們應該培養批判性思考，建立起對任何事情都不要輕信的心態。

管中祥指出，在防制假消息的過程中，有兩點很重要：第一，我們要警醒，不能對公權力過度信任，並不一定政府否認的消息，就是假消息，我們對資訊來源要批判性閱讀，對公權力的發言，同樣也要批判性閱讀。第二，要防制假消息，由法令制訂罰則當然有必要，但我們同時也要理解，假消息的傳播，並不一定全然出於惡意，法律之外，我們也要理解假消息傳遞的情境脈絡，建立起事後救濟的程序，與透過法令防制假消息同樣重要。

針對近來與防制假消息頗有關係的《反滲透法》立法，管中祥認為，在討論假消息、假新聞防制的時候，還是有一種會讓人憂心的狀況，就是當整體社會上的某個情境被放大時，另一種聲音就很容易在輿論場域中被壓制甚至圍剿，甚至被輕率的安上「假」的罪名，這會使社會輿論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

管中祥進一步指出，《反滲透法》的制定，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情緒政治」的產物。例如，《反滲透法》在立法過程當中，社會的對話並不足夠，支持者把《反滲透法》當作是解消所謂「亡國感」的浮木，但其實質效益為何？後續該如何實施？實施的時候，違法事證該如何有效認定？他認為，這種種問題，並沒有在立法過程當中被充分討論與設想。這種給予公權力很大裁量空間的法令，會產生一些疑慮。首先是，當前社會基於對民進黨政府的信任，而願意授權給它，但是民進黨政府難保永遠不會出問題；再者，台灣是民主政體，要是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會不會將《反滲透法》當作整肅異己的武器？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簡單來說，《反滲透法》對於違法行為規範得很明確，但是驅動這些行為的關係與連結該如何認定，反而是問題所在。管中祥表示，若是放在防制假消息、假新聞的層面來看，其實台灣現有法令就是禁止中資在台經營媒體；但另一方面，台灣對於外資投資台灣卻又採取開放態度，中國資本要影響台灣，其實只要在國際上轉個幾手，就能洗成外資，大大方方進入台灣。在這點上，《反滲透法》似乎也沒有拿出更有效的管制辦法，而還是依賴公權力的主觀認定。

■堅守信仰立場，說真話是底線

最後，作為基督徒，管中祥指出，「十誡」當中明言「不可作假見證」，羅馬書14章也教導「不可使人跌倒」。他提醒，基督徒當然可以在各種社會議題上表達立場，然而「說真話」是我們最要緊的底線。以同性婚姻這個議題為例，他認為，有些基督徒是基於信仰的理念而反對這件事，這是從愛的立場出發，但是當我們使用不適當的手法去遂行這個理念，附和或發表曲解事實的言論，那我們在愛的同時，也製造了恨，那些我們認為應該要拯救的人，不但感受不到愛，還增加了對立感，這對教會宣教來說，是很不利的。

管中祥說，基督徒的美德是說真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信仰教我們管住自己的舌頭，若以愛為出發，卻製造恨，這就違反了聖經的教誨。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55期

相片來源：Bruce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