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時逢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願比利時的歷史反省經驗，能成為台灣邁向公義、和平、獨立的他山之石。

█基督宗教宣教師是殖民主義者嗎？

在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的權力交互影響下，宣教並不總是為帝國主義發聲。沒錯，宣教師的確曾藉助於帝國來拓展宣教版圖；為了請西方社會挹助宣教所需，宣教師亦常不自覺訴諸「白種人優越意識」。但不容諱言，也有不少宣教師直言抨擊殖民治理與種族歧視。宣教往往因信仰社群的差異（如新、舊教），帶來社會乃至族群關係的重組，故此把宗教差異化約為種族主義，無法解釋宗教在社會演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歷史學者凱倫‧瓦爾加達（Karen Vallgårda）遂批評，將宣教與殖民等同的做法，出自「殖民者vs被殖民者」的二元史觀，既無法分析殖民地複雜的權力運作，亦把被殖民者片面限縮為被動無助角色，忽略他們同樣具有能動性。她認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西方與非西方、統治與反抗這些二元對立的概念，一開始的確是有用的做法，可促使人們去質疑權力問題，但最終讓人們對權力如何部署，權力怎樣介入、相互競逐、轉移和遭挪用的探究受到限制。

歷史正義若不想淪為時空錯置、黨同伐異的意識型態之爭，便須建立在同情的理解與厚實的史料分析上。迦納的倫理學者凱撒‧阿特伊爾（Caesar ALimsinya Atuire）便曾對紀念碑移除可能意味的「第二次的死亡」，人物傳說的死亡，異地而處地自問：「如果是我出生在四百年前的白人販奴家庭中，我會怎麼做？」進而肯定「生命必須放在其複雜的處境下去作判斷」的原則。

█一個宗教社會學的側寫

據歷史學者伊德斯巴爾德‧戈迪里斯（Idesbald Goddeeris）的調查分析，比利時三百多個跟宣教師相關的紀念牌匾、街道名稱及教堂雕像，多集中於市鎮而非大都會。其中，除了一個為女性外，全數為男性。這不僅反映出性別偏見，也與階級相關。在殖民主義的年代，偏重以農牧維生的荷語區多投身海外宣教，而非像法語區多從事相關公務。隨著現代世俗主義乃至全球化的變遷，宣教師雕像的意義也與時俱移。過去禮敬聖徒的宗教意味如今變淡，更多強調其自我犧牲的道德典範。又或者，藉著設置宣教師的聖像，位於邊陲的市鎮傳達了某種反全球化的鄉愁或地方意識。

由此可見，生平反種族主義的德肯神父雕像遭潑漆，與其生平事蹟並沒有什麼直接關連，更多是起因於創作者的心態及表現形式。另一座同樣受質疑的維克多‧羅倫斯（Victor Roelens）神父雕像也是。只見他站在地球之上，舉起象徵基督信仰的巨型十字架，如樹（又如矛），要植入（或刺向）剛果的土地上。事實卻是，羅倫斯曾組織反奴隸制度的委員會，在剛果宣教時期與其他教士一起反對剝削黑人，並在1917年創下按立黑人神父的世界紀錄。而聖徒的雕像藝術，則往往與聖像畫傳統有著一脈相傳的關係。

█拆與不拆之間

紀念碑的去留，各地的回應不同，出發點也迥異。支持留置紀念碑的比利時家鄉人，往往質疑那些所謂「進步」的聲音，根本不了解神父奉獻的心志，沒有住在當地，卻很喜歡對他們的紀念碑和路名指手劃腳。另一方面，美國內戰的南方英雄「將軍李」（Robert Edward Lee），其後代卻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紀念碑是仇恨、偏執和種族主義的象徵」，自己先是基督徒，才是將軍李的後裔，支持拆除雕像的決定。

更有英國黑人學者傑夫‧帕爾默爵士（Sir Geoff Palmer）一針見血地說：「別拆紀念碑，拆除種族主義！」他反諷道，自己從來沒看過白人社群這麼合作，願意拆除紀念碑。若拆完紀念碑，就意味事情就此翻篇，他倒寧願選擇讓紀念碑留下，藉此深掘出那些隱而未現、埋藏在人們心中的種族偏見。

現在圍繞著紀念碑引發的攻防，從來就不只在雕刻本身，而是其背後的意識型態與自我認同受到新價值觀的衝擊。當紀念碑脫離原來的社會處境，其承載的意義受到新時代的挑戰，它還能提供未來任何的行動指引嗎？另一方面，有關「公共空間的民主化」的想像，除了定於一尊，用這尊代替那尊外，也可能包容多元而開放的歷史記憶嗎？

█結語：和平，在路上！

2024年9月第二個禮拜日是「開放紀念碑日」（Open Monument Day），又稱「歐洲歷史遺產日」（European Heritage Days），歷史建築物、紀念碑和文化遺址，在這一天均開放免費進入參觀。歐盟國家這年的共同主題「路途、網絡與連結的歷史遺產」（Heritage of Routes, Networks and Connections）。比利時佛萊明區的活動由魯汶市主辦，主題更明確：「在路上！條條大路通魯汶」（En route! Alle wegen leiden naar Leuven）。

作為一個大學城，魯汶絕大多數的人口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這使得魯汶成為一處既親近又遙遠的地方。來自台灣的我，帶著七星中會義光教會兄姊摺好的紙鶴，參與這次文化展演活動。這個「2024紀念碑」作品，結合易經卦相符碼，特別是象徵福或厄的水火既濟與水火未濟兩卦，用十二生肖的傳統窗花放大「人」的時間性，在其中掛起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黃雨衣，並用大量的鏡面反射，把觀眾倒影融入其中，與圖像學中代表永恆的鏡相，和無限鏡中的燭影，兩相映照（如左圖）。充滿色彩的千羽鶴，則由小至大，依序放置在四個角落，由遠而近的鏡面上，最終將代表純潔靈魂的白鶴朝向象徵真理的大光前（如上圖）。作品想傳達的是，紀念碑不過是有限的象徵，是人在歷史情境中自我的投射。作品是未完成的，也是變動的，更是一個邀請，邀請觀眾採取立場，決定自己在人的有限歷史處境中，到底站在哪個角度，望向何方，最終看到了什麼。

筆者這個創作，不意間竟呼應了「反紀念碑」（counter moument）運動的藝術潮流。傳統紀念碑意圖傳達宏偉與永恆的意象，常以偉大的人物作主題，使用持久堅固的材質，放置在與日常生活空間分離的所在，傳達的意義往往是固定的，多不看重觀眾的親身參與與反思，且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罕有對比或並置安排。但反紀念碑運動卻更強調事件本身，往往從受害者的視角出發，使用易變的材質來表現時間性，且與日常生活的處境相連結。由於強調作品納入觀眾的反思，因此其意義是多元且彈性的，為表達人的有限性，甚至在一開始創作時，便以與其他周邊物件並置作為藍圖。

或許，當人們的鏡像效應反映的不再是如何偉大，而是怎樣渺小，紀念碑的爭議方才可能止息，那時，「和平，（才）在路上！」 （全文完）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8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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