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天恩奠定並影響了華神的神學路線。

[公報總編按]一場基督教在台宣教百年大會，原本應是宣揚各教派合一精神的婚禮，或至少是記念宣教師腳蹤、歸榮耀給上帝的週年生日慶典，但因著政治勢力的介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與打著護教反共旗幟的黨國基督徒之間，演變成兄弟鬩牆的局面，長老教會更是成了遭弟兄們聯手陷害的約瑟……。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慶豹針對這段1965至2015年間風起雲湧的台灣教會歷史，蒐集極多珍貴的史料，揭露被人遺忘或不想被提起的一段遭遇，認識這段歷史的進程，也認識政治如何深入地介入教會的宣教和治理。今日台灣教會的屬靈面貌及神學系譜，都必須從50年前的那場大會開始說起。本專欄自本期開始將每兩週刊登兩版，預計將分二十次連載刊登，敬請賞讀。

■宣教學研討會神學教育決裂

趙天恩對於台灣神學教育的影響非常深，可以從他的一段話理解：

那時候港台還沒有一所專為大專畢業生而設的神學院，所以我回美國之後， 就在中國神學生中傳遞這異象，後來就成立了「中國神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1967）。不久，吳勇長老和戴紹曾牧師在一九七〇年也發起了一個聯合神學院，定名為「中華福音神學院」，並且在當年九月開學。由於他們沒有師資，於是向我們「中神」剛剛成立的「教授團」請援。我們的董事會就派陳濟民和我來台協助戴院長；陳濟民作輔導主任，我作教務主任。所以，我也參與了華神教務架構的建立。

當時趙天恩的學歷不過只有碩士，卻已經在台港兩地主導「高等神學教育」。表面上看來，趙天恩的神學是以本色化神學教育來中斷外國差會對中國神學教育的支配和影響，實際上是將具有宗派色彩的神學逐出中國神學教育的領域，這正好與1965年以來台灣島內的政治意識形態有關。

目的很清楚，即是與具宗派和外國勢力的神學院互別苗頭，最終根絕本地與普世教協（WCC）的聯繫，當然，本色化神學教育的內涵即是反共神學，同時也是反自由派神學。趙天恩很早就表現他的神學動機，努力推動本色化神學教育，無疑地，即是抵制長老會神學，以下的這段話再明顯不過了：

那時我又發現台灣某些教會中有新派神學的影響力，福音派當中，又有一股反神學的潮流。

中華福音神學院（以下簡稱「華神」）是一所由「地方教會」發起「聯合」「去宗派」之神學院。1971年，趙天恩與院長戴紹曾共赴台南神學院參加其與基督教互談會合辦的宣教學研討會，結果是台灣教會神學教育一次重大的決裂。這是一場基要派與自由派之爭，1970年3月在西德神學學會發表〈法蘭克福宣言〉的拜耳豪司博士（Peter Bayerhaus），次年6月獲邀訪台參加這場研究會。原來開明的討論和公開交換意見，卻惹來了質疑，形成了宣教神學上的衝突和矛盾、神學教育立場對抗的公開化。

在會議上，趙天恩明確表達他反對普世教協，〈當前台灣宣教的危機〉（或〈當前台灣宣教的神學危機〉）一文，意在糾正《基督教論壇報》對於研討會的報導，並替拜耳豪斯及其發起的〈法蘭克福宣言〉辯護。他不認為拜氏的立場在會議僅獲少數支持，他和戴紹曾可以作證，這種情形不能代表大多數台灣牧者的看法。趙天恩分析與會者的神學背景，七成為天主教神父、修女、台南神學院教授及持相同立場者，覺得他們立場與拜氏有段距離，而餘下三成是「福音派」人士與立場不明者，才會導致會議中認同拜氏者「僅佔少數」的誤會。顯然趙天恩將之視為一種警訊，表示他看到「危機」，福音派必須振作。

趙天恩在文中特別提及〈法蘭克福宣言〉的背景：「當1968年（第四屆）普世教協在烏普沙拉（Upsala）發表他們所謂的宣教神學後，拜耳豪司教授及其他十三位教授為了闡明與聖經基本宣教之根本大相徑庭及其謬誤，故在法蘭克福發起了這個宣言。」而「在該宣言裡簽署之人的神學立場皆是忠於聖經」。他認為大教派宣教組織建立的聯合機構，因受宗教比較及近代神學的影響，採取神學上姑息主義路線……「使人『悔改信主』的動力就被『對話』而取代了」。

趙天恩還更進一步地指出：

普世教協的重點近年來不再放在傳統的佈道，而放在對社會上及政治上的關懷……不再基於「大使命」，而另居於一個「神受苦」的新觀念上……他們認為救恩乃在世界的歷史內被彰顯出來……教會應該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行動上有份。教會與世界之間的差異因而被抹殺了。

他認為，「拜氏指出了對世界歷史與救恩史混合而談之荒誕，不基於聖經基礎之危險及他們對教會觀之謬論」，在他看來，拜氏的〈法蘭克福宣言〉引起在場天主教及自由派人士攻擊，爭論的焦點在於基督是否唯一得救之途，無疑地，這正是台灣的宣教神學最大的危機，天主教與自由派人士已經主導了台灣神學與宣教的命運，問題源頭當然與普世教協有關。

趙天恩對於這場座談會的分析，兩度強調七成出席者反對〈法蘭克福宣言〉。事實上，現場並沒有投票表示支持或反對，他的看法僅僅是基於他對出席者神學背景之判斷而作出的假設。他將天主教代表及台南神學院教授與支持者歸類在反對拜氏的陣營裡，但未作具體解釋。天主教是福音派「想當然耳」的敵人，所以基督教與之談論合一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這形同是對宗教改革的背叛。

至於台南神學院，當然就被視為反對拜氏的「自由派人士」，理由有二：一是台南神學院時任院長宋泉盛的教育背景為美國協和神學院神學博士，是一間新派神學院；二是台南神學院與普世教協「直接有關」，長老教會即是普世教協之一員，其神學院便是充斥著極其曖昧不明的政治關係。

趙天恩分析這次研討會的反應，認為這種反應顯示嚴重的危機，他親臨並感受到自由派的強勢，也感到福音派的弱小和無知。趙從福音派人士極少發言的情況說他們似乎是「不敢表明立場」，也可能是「不能分辨是非」，這反映福音派神學批判的能力有待檢討，同時，也藉此寄望於一間具有正確宣教神學和使命的神學院來茁壯基要派的隊伍。他的文章表達了他的焦慮，最後，他向基要派大聲疾呼發出了動員令：

當傳福音本身面臨危機的剎那，我們今日中國基督徒應該做些什麼？我們體驗了基督的生命的國人應當開始採取一種神學上的獨立精神，基於信仰及聖經的立場，對所有由西方輸入的神學思想應當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我們不能再隨著西方教會思潮之波浪而搖動，被他們的異風吹來吹去。不論它來自何方， 是天主教、自由派或是福音派。我們也不必在中國站在歐美的陣營內打他們的宗教仗。我們應該利用我們的精力，我們奉獻的心建立一個蒙主喜悅的中國教會，建立一套有能力，合乎聖經的宣教神學，而且向我們社會中百分之九十五尚未信主的同胞們傳主的福音。

趙的呼籲明顯將中國與西方對立， 認為西方神學是異教之風，背離了聖經，從政治立場的對立（反共／親共）、神學立場的對立（正統／新派），延伸到宣教神學的對立（傳福音／社會服務），更說明了華神的成立肩負的使命何其艱巨和神聖。(待續)

(作者為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