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軍的懲罰》，桑德羅．波提切利，1481~1482年。

如果比較新舊兩約，可以發現新約對於事件的記載、也就是實然面相對較少，使徒在闡述福音真理時，往往援引舊約發生的事件作為例證。由他們的書信中可以看見他們對舊約的嫻熟，在聖靈的光照中，他們也看到舊約不明顯、卻在新約因基督降世而彰顯的真理，顯出新舊兩約的一貫性。民數記16章中講述到可拉的背叛，便是一個被新約引用的事件。

而文藝復興早期佛羅倫斯畫派畫家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於1480年間創作的《叛軍的懲罰》（Punishment of the Rebels），亦是以可拉的背叛為主題創作。

作為一個藝術家，波提切利與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 都師從安德烈．德爾．維洛奇歐（Andrea del Verrocchio，1435～1488年），他在世時即享有盛名，並以《春》（Primavera）、《維納斯的誕生》（Nascita di Venere）等作品留名藝術史，而創作《三博士來朝》（Adorazione dei Magi）更讓波提切利在當時備受矚目，因此被召前往梵諦岡為西斯汀禮拜堂（Sistine Chapel）創作，《叛軍的懲罰》即是禮拜堂的壁畫之一。

只是這位佛羅倫斯畫派畫家晚年追隨富爭議的義大利道明會修士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年），將自己後期的作品投入薩佛納羅拉的「虛榮之火」，這可能導致他的聲名因此受損，直到死前不復盛名，景況淒涼潦倒，今日得以欣賞他的作品， 多為在此之前的創作。

■政治宣傳意圖的工具

這幅《叛軍的懲罰》描繪了宗教藝術較少取材的主題，可成為我們今日思想的參考。壁畫將三段情節融合在一個畫面中，分別是可拉煽動群眾攻擊摩西與亞倫，可拉、大坍、亞比蘭等一黨被審判以及被吞滅三部分。在最右邊的，是希伯來人受到可拉的蠱惑，意圖取摩西與亞倫而代之，眾人手上的石頭與咄咄逼人的態勢將敵意表露無遺，約書亞站在群眾面前，阻擋著威脅。

第二部分則是亞倫與可拉一黨各持香爐，而後者不僅站立不住，還露出張皇失措的狼狽狀；最左邊則是當審判已經確定，可拉一黨受刑罰，地開了口，他們活活墮到陰間（民數記16章30～33節）。無論是摩西與亞倫也好、可拉一黨也罷，他們的面貌、姿態都栩栩如生，讓人感到擾亂的緊張氣氛，地開口的奇事雖位在不明顯的角落，但他們驚恐的表情卻令人悚然。

與大部分宗教藝術相仿，這幅作品也有考究不足的問題，人物的穿著、背景都像在羅馬的義大利人，而非在曠野的以色列人。這與當時具備的知識有關，倒是無可厚非，只是我們需要深究與分辨創作目的，因為非常明顯的是，這不純然是藝術作品，而是帶有政治宣傳意圖的工具。

這幅作品背後的意涵其實是藉著可拉的背叛警戒眾人，任何人都不應懷疑教宗對教會的權威，而可拉的背叛、被吞滅就是警戒。這顯示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雖然還沒正式登上歷史舞台，但是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1320～1384年）與楊．胡斯（Jan Hus，1369～1415年）發出回歸聖經的前奏呼聲，已然讓梵諦岡感到不安，必須鞏固、強化教會的權柄。

■內部的反叛

然而，如果我們根據聖經，便會發現新約在引述可拉時，目的並不是如西斯汀禮拜堂的壁畫要鞏固權力，而是要探討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猶大書的作者提到可拉之前，擔憂基督的教會已然受到侵蝕，因為有人「偷著進來」，若說他是要捍衛權柄，那權柄也是獨一的主宰（猶大書1章4節）。

猶大書的作者看到這些人的不信、不虔、汙穢、毀謗、敗壞，語帶嚴厲地指出：「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猶大書1章11節）這一連串的譴責，批判的對象不是從世界來的，反倒是至親近者，該隱是弟兄，甚至跟上帝有直接互動；巴蘭是領受上帝話語並宣講的先知；可拉則是利未家的一支，原本也有分於會幕的供職。

但是他們的情形如何呢？該隱流弟兄的血，巴蘭為了己利說人喜愛、卻有違上帝心意的話，可拉則為了事奉聚集攻擊摩西。聖經定可拉的行為是背叛，依猶大書的主題，這些偷著進來的人，已讓救恩蒙塵、扭曲，是難以容忍的事情，所以猶大寫信勸弟兄為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猶大書1章3節）。

麥子與稗子存在禾場的問題一直存在，該隱、巴蘭、可拉雖是古時的人，與他們行為相仿的卻不知凡幾，我們需要在寄居的日子中， 謹慎度日。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波提切利的作品宗旨雖然不符新約對可拉事件的詮釋，但確實觸及了一個議題：教會有沒有可能有類似領導的人物、角色呢？尤其在今日教會，確實有好些聲音強調要尊重、順服、維護權柄，可見這議題不容輕忽。

■出於上帝的選召

從聖經的歷史觀之，似乎有這樣的角色存在，只是我們必須謹慎看待，因為這個角色並不像世界的君王，不像企業的總裁，不像軍隊的將領。就怕我們以為這個角色有些地位，就援引世界的管理之道、領導法則對待甚至轄管教會，然則基督的身體，實有迥別於世界的規則、定義。

我們這樣說好像有點籠統，聖經卻有具體的見證，是我們效法、思想的對象。譬如可拉敵對的摩西，帶著以色列人出埃及，走過曠野，這個曾經血氣方剛的人，聖經給了他極高的評價：「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民數記12章3節）這個評語，不是這世界認可、標榜的領袖典範。摩西不是統治、管理以色列人，反而被上帝要求像個保母一樣把以色列人抱在懷裡、養育他們如吃奶的孩子（民數記11章12節），最重要的，他擔任領袖是出於上帝的選召。

可拉事件的後續，可以作為這個問題的回應。在民數記17章中，以色列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上帝為了表明對亞倫的揀選，讓亞倫的杖在一夜間發芽生笣、開花結杏（民數記17章10節）。這發芽的杖也成了放在約櫃中的三樣事物之一，不只表明了選召，枯枝開花結果更呼應了死裡復活的生命，是上帝僕人身上的記號。

我們雖然藉著波提切利的作品想起可拉的背叛，但不能依循波提切利作品的思路與目的欣賞作品，我們必須依循的是唯獨聖經。聖經的見證，讓我們看到教會的權威、元首，從來只有耶穌基督而已，即或有好些人蒙主呼召， 於主的工作有分，仍只是主所用的器皿，可誇的，只有揀選器皿的主。

我們應知，如果不是從上頭來的能力，我們能做什麼呢？正如使徒所陳述，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使徒行傳17章28節），也因此我們聚焦、誇口的，唯獨基督耶穌，那個為群羊捨命的救主。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