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教堂」全圖（取自蘇南洲論文）

[公報總編按]一場基督教在台宣教百年大會，原本應是宣揚各教派合一精神的婚禮，或至少是記念宣教師腳蹤、歸榮耀給上帝的週年生日慶典，但因著政治勢力的介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與打著護教反共旗幟的黨國基督徒之間，演變成兄弟鬩牆的局面，長老教會更是成了遭弟兄們聯手陷害的約瑟……。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慶豹針對這段1965至2015年間風起雲湧的台灣教會歷史，蒐集極多珍貴的史料，揭露被人遺忘或不想被提起的一段遭遇，認識這段歷史的進程，也認識政治如何深入地介入教會的宣教和治理。今日台灣教會的屬靈面貌及神學系譜，都必須從50年前的那場大會開始說起。本專欄自本期開始將每兩週刊登兩版，預計將分二十次連載刊登，敬請賞讀。

■七星中將 叱吒北部教會成霸主

陳溪圳，被教界人士稱為北部教會霸主的「七星中將」，1895年生於基隆的基督教家庭，長成後赴日受神學造就，1921年26歲時派駐雙連教會任傳道師，之後擔任過北部大會及總會議長、台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聖經公會董事長，台灣福音聯誼會、基督教協會理事長、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理事、世界宗教徒聯誼會副理事長、《聖經與信仰》旬刊發行人、籌建「中正紀念教堂」負責人之一等職，最後於1990年逝世。

陳溪圳歷經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遷台的政教關係變化，是北部教會大老級人物（北部大會名下有台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新竹聖經學院、淡水工商專校、馬偕醫院、北部女宣道會等），幾乎重要的教會領導人位置他都佔有一席之地。雙連教會於台北教會（屬於七星中會，是北部教會最有勢力的中會）政、經、教的地位都是龍頭，故陳溪圳穿梭於其間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黨國基督徒中，以長老教會及台灣省籍背景成為代表性人物，然而，《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年懷念集》一書對他複雜的政教關係卻隻字不提，令人玩味。

由於特殊的地緣政治關係，雙連教會可以說是北部長老教會的大老，七星中會幾近是北部大會的「總會」，陳溪圳被喻為北部教會的「七星中將」其來有自。重點是，他在教會的權力地位，讓他成了黨國基督徒極力拉攏的長老教會人士。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南北兩大系統表面上於1951年合一，聯合共組了長老教會總會，然而，南部大會雖然解散了，實際上卻仍存在著一個所謂的「北大」（即「北部大會」）。

南北長老教會之間向來存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矛盾。尤其雙連教會是北部教會的領頭羊，擔任雙連教會牧職近一甲子時間的陳溪圳牧師更可謂大老級的人物，每次北部大會的會議討論內容，大多是與處理「教產」（如馬偕醫院、北神、淡水工專等）有關，換言之，任何掌握了北部大會而且又以七星中會為主的，無疑的，都將是一方的霸主。

基督徒向來標榜要榮耀上帝的名，因此總是報喜不報憂、說好不說壞，但這種情況的負面效應即是粉飾太平、避重就輕，甚至掩蓋事實與真相。對於陳溪圳這樣一位涉入政治極深的重量級人物，後人對他的傳述內容近乎空洞。目前見到的文獻資料，大多是憑著一些人的主觀感受來表達「懷念」之意，而這些講述者多與他有密切的關係。簡言之，對於這樣一位曾在北部教會呼風喚雨的人物，我們尚未有過認真且深入的研究。

陳溪圳對於政治的參與頗為積極，他擔任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的委員，名字與何應欽、陳立夫、谷正綱、李煥、蔣彥士、許水德等黨國政要並列，仔細詳查名單上的人物背景，只有他具牧師身分。基本上，陳溪圳涉及政教關係約有三段：一是日治時代與日本帝國宗教政策的關係（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與皇民化教育問題）；二是在國民黨政權反共意識形態之下，參與了相關的愛國主義活動（身兼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要職）；三是與同樣具長老教會背景的牧者齊力反對鼓吹台獨思想（與黃六點、吳清鎰共同發行《聖經與信仰》旬刊）。要全盤了解陳溪圳的政教關係，應從這三方面著手，才能對他有恰如其分的理解。

然而，陳溪圳傳世的紀念文集《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年懷念集》，完全沒有談論到這三個極為關鍵的內容。對於陳在日治時代的表現，黃六點則巧妙地形容他的做法是「用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的態度，來帶領北部教會度過這個危機」；另有人形容陳的所為是一種「補完改革者」；甚至，他也被形容為一位具有開放且參與多元化神學思想的社會福音運動者。

但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提及陳溪圳最崇拜的基督徒人物是賀川豐彥，要知道，賀川在面對日本天皇時可不是「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那般明哲保身。

■日治時期 領導新舊之爭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這本碩士論文，對於理解陳溪圳就有非常高的價值。該論文透露了北部長老教會於1932年至1939年日治時代「新舊兩派」權力鬥爭的內在本質，其中，最為關鍵的即是「新派」的代表人物中以陳溪圳為核心，還包括陳芳本、鄭蒼國、蕭樂善、郭和烈、吳清鎰等。這幾位從日本留學回台的青年傳道師，表面上是為了改造體制，目的是為了要從陳清義等當權派或稱「舊派」之手中奪得教會的領導權，聚結並推動「新人運動」，以告密方式借助了日本政府之力，指控舊派仇日，並成功地奪取了實質的權力，這種權力結構一直延續到戰後。

根據資料顯示及相關人士的回憶，當時主要發生了一件相當注目的「神學生聯名退學事件」，「舊派」人士遭到密告，結果被日本當局拘捕，「新派」人士卻都倖免於難。

廖安惠的論文附有一篇當事人張慶羲的訪問紀錄，透露出這些新派人士的投機心態和兩面性格。直截了當地說，這些人在戰時，實為親日派，形容他們作「愛國派」，其實就是暗指他們為皇民化運動的支持者。

張慶羲在訪問紀錄中甚至說：

這些人與戰後捧國民黨的人都是同一批，他們是賣教會、害別人，自己得利益的人。

這批人，日本統治時喊日本萬歲，中國統治時喊中國萬歲。

可見周聯華、黃武東在他們各自的回憶錄中對陳溪圳的評價，絕非空穴來風。(待續)

(作者為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99期